用更好更多的研究成果庆祝建院30周年-凯发总代

　　孔子曰“三十而立”，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诞生三十周，年，就意味着在成长道路上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共同来回顾中国社科院30年来走过的道路，总结我们的经验，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就我个人来说，这30年正是我与中国社科院的发展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30年，也是我一生中特别宝贵的30年。我的一生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5年到1949年，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学中参加抗日救亡和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的进步学生运动，后来又从国统区到解放区接受教育；第二阶段从1949年5月到1966年5月，我在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从事对苏联东欧国家青年组织的外事联络工作；第三个阶段从1966年5月到1975年中，我经受“文化大革命”浩劫，在团中央从。靠边站”到被关进“牛棚”接受“专政”。再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了近五年的劳动锻炼。最后几乎被打发回原籍安家落户；第四个阶段是在“文革”之后到现在，我从“五七干校”又回到北京，先在中联部，后转到我们社科院从事苏联和俄罗斯研究。

　　正是在这30年中，我于1979年得到了参加宦乡同志率领的中国学者代表团第一次去美国参加中美学者苏联问题讨论会的机会，后又于，1982年被院领导安排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 所做了为期6个月的访问学者，对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苏联研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并到美国各地考察了美国一些有名大学中的斯拉夫研究中心。对美国的两次访问，扩大了我的视野，增加了我对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同时也获得了有关美国与西方国家的苏联研究状况和经验的大量知识。之后我又于1987年获得了在相隔20多年后重访苏联的机会，考察了苏联的近况。并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做了题为《新时期的中国苏联研究》的报告，向苏联学者介绍了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各方面尤其是在学术界发生的新变化。这个报告受到苏联学者的重视，被 全文刊载在苏联远东研究所出版的《远东问题》杂志上。在这次访问中，我代表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签订了长期学术交流协议，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个研究所在学术方面的长期合作和交流。该研究所鉴于我在苏联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对促进中俄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所做的努力，于1993年决定授予我名誉博士的称号。也是在这30年中。我有幸被院领导连续两次任命为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后来又被任命为研究所分党组书记。

　　我在担任研究所领导期间，怀着在“文革”后重新获得工作的喜悦和重新投人工作的激情。以及根据新形势的需要推 进我国苏联东欧研究的紧迫感，在开创研究所的新局面方面尽力做了一些工作，我本人也在研究所的工作实践中取得了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系统的基础性研究的一些经验。在这段时期中，我所在院党组和院领导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全所工作的指导，在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和隔断20年之后，努力向我国广大群众介绍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并通过与苏联大使馆的特罗扬诺夫斯基和罗加乔夫两任大使以及使馆其他外交人员的接触，通过与苏联学者的交流。为促进中苏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推动两国关系的恢复做了不少舆论准备工作，也为配合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较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了包括苏联与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苏联东欧国家进行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我所当时提供的有关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的材料曾受到我国体改委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好评。在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当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时，我所在院领导的指导下对这些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做了比较深入和客观的研究，并提出了我国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对待这些国家的一些政策建议。在这些年中，由于全所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各个研究室都出现了一批研究苏联东欧国家和剧变后的俄罗斯、东欧与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历史、外交等问题的科研骨干。使我所在苏联和俄罗斯与东欧、中亚的研究领域中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取得了一定的声望和应有的学术地位，我为我所在这30年中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

　　1998年我离休后，考虑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版了一大批回忆录和其他新书，发表了许多我们过去所不了解的档案材料和其他情况，因此与新华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出版社合作，组织所里一批离退休的老同志共同译书，在不到10年时间中翻译出版了24部译著。其中《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曾由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向与会同志推荐，建议大家一读。据新华出版社的同志说，这批书在出版发行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钱其琛和宋健等领导同志曾写信给该社有关老同志，对他们出版这些书作了肯定的评价。在2000年1月8日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时，有关领导同志曾让我和中联部的俞邃同志去座谈普京在接任俄罗斯总统职务前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我对普京的这篇文章和俄罗斯形势的发展前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之后有关部门又委托我提供了关于居住在中俄东部边境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状况和关于俄罗斯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两个研究报告。2002年，在李铁映院长和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我从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两年半时间所发表的500余篇讲话和文章中挑选100多篇编成一部《普京文集》并组织翻译成了中文。江泽民同志在普京总统于2002年年底对我国进行第二次正式访华时把此书作为礼品送给了普京总统。我感到我在社科院度过的这30年，是我一生中在经过“文革”的考验之后能够较自觉地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科研事业作出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一段时期，所以对院庆30周年我以特别高兴的心情表示我衷心的祝贺。

　　在我院，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相对于文、史、哲、经等学科来说，是一门后起的新兴学科。在我院8个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只有世界经济研究所(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合并成立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成立较早。它是从原来的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发展而来的，其他几个研究所或是初建于60年代初，如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苏联东欧研究所，“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或停办。到“文化大革命”后才恢复，或是在社科院建院后才着手新建的，如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欧洲研究所和亚太研究所。但是30年来，这8个研究所在院党组(委)和院领导的领导下及各所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出版了大量优异的研究成果。现在我院国际研究学科的8个研究所既进行着对世界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又进行着对世界所有地区和国家的地区性研究，发挥着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仅2006年一年，这8个研究所完成的各类科研成果就有专著66部、论文511篇、研究报告313篇、学术资料58种、译著13部、工具书10种、一般文章535篇、论文集11种，总字数达4300多万字。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情况相比，各研究所今天的状况都已今非昔比，不仅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效果和社会影响大为扩大，在学科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外学术交流的质量和力度大大加强。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有了较大的发言权，它们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都较前大大提高了。

　　在庆祝院庆30周年回顾我院国际问题研究学科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时，我想我们还应对我院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奠基人宦乡副院长表示我们的怀念和敬意。宦乡同志是我国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杰出的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我院工作期间作为我院主管国际问题的科研和对 外学术交流的副院长，为推进我院的国际问题研究和开创对外学术交流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首先，他为我们8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机构建设、科研队伍建设和科研人员的思想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以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为各研究所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打开了各种渠道。同时。他还以他在研究国际形势中所显示的远见卓识为我们树立了如何进行国际问题的科学研究并就关键性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议的卓越榜样。例如。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就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调整国际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观察国际形势和调整对外政策上 进行拨乱反正起了重大作用，他还根据他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入研究对我们应如何实事求是地看待当今帝国主义的特征发表了具有很大影响的意见。

　　在欢庆建院30周年时，我们自然不能只回顾过去，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还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而且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同30年前相比。今天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大大提高，肩负的责任已不同于过去，新的国际形势和我国今天所处的国际地位对我们国际问题研究学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科研人员应当把30年来已经取得的成绩当作继续前进的起点，我们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当今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洞察力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为正确观察和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要为我国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同世界各国和睦相处，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更好的知识和智力支撑，要在理论和实践上更好地起到中央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

　　我自己从事国际问题研究起步较晚，成就不多，同我院很多功底深厚、学贯中西、理论修养高、有很多传世著作的专家学者相比有很大差距，去年我被评为院荣誉学部委员，我觉得自己是当之有愧的。我愿把这当作是对自己的鞭策。庆祝建院30周年之际，正逢我80岁生日，我想表示这样一个愿望：我要继续老有所为，为深入研究苏联和俄罗斯问题，为发展我院的国际问题研究学科贡献自己余生的一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