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在农村的选举支持及其对俄罗斯政党体制的意义-凯发总代

　　【摘要】本文根据取自800个俄罗斯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从经济和社会维度考察和比较了农村共产党的支持者与非共产党的支持者的特点。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重大差别，对于共产党的候选人而言，如果想利用市场灾难获得未来选举的胜利，将是非常困难的。俄共作为最强大的反对党，如果其在农村不能获得足够的选举支持，那么，俄罗斯政党体制就可能依然孱弱。权力仍将属于克里姆林宫。届时各政党将会发现，平衡行政权力将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本文译自[英]《政党政治》， sage出版公司2004年第5期，卷10。

　　【关键词】俄联邦共产党；政党体制；农村支持；农村选票

　　【译者简介】王军，男，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d6； 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5) 02-0035-10

　　长期以来，大量注意力集中于分析前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问题，因而产生了大量相关文献。对俄罗斯的民主化问题，特别是对俄罗斯虚弱的政党体制以及总统强势地位的研究始终是这些文献的焦点。1993年以后在俄罗斯出现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多党体制，但却是一种虚弱的多党制。俄罗斯政党体制的缺陷不在数量方面，确切地说，俄罗斯并不缺少政党——1993年国家杜马选举之时，符合登记条件的政党是13个， 1995年则达到43个， 1999年是26个。

　　本文力图通过对俄共的农村支持者的经济、行为以及社会等特点的考察，来分析俄罗斯政党体制的缺陷。通过考察迄今尚未得到分析的变量，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地区俄罗斯共产党的选举力量，比先前所理解的更为脆弱。俄共所获得的选举支持，似乎既非经济刺激的结果，也不是社会异化的结果之一。这一论点的重要性在于，如果俄共——曾经作为一个重大政治角色再现——在农村影响衰微的话，那么，其意义是双重的： (1)既然改革者在农村已经有选民支持，那么，他们将确实有机会在农村选票方面 取得重大进展，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 (2)如果俄共获得的支持进一步削弱的话，政党体制便是软弱无力的。其影响有可能使俄罗斯的政党体制进一步弱化，甚至伴随着更多的权力从政党转向行政部门。

政党体制的缺陷

　　俄罗斯政党体制的缺陷更为主要地体现在定性方面，而不是定量因素上。首先是结构性缺陷，它是宪政安排的一种结果。这种宪政安排对总统宠爱有加，并给予他压倒一切的政治权力。简言之，宪法并未在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提供一种权力平衡。这种结果并非偶然，而是精英对如何安排后苏维埃政治制度所作出的一种政治选择。其次是组织 缺陷。它指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党员人数较少，党组织以个人为核心，在地域上常常受到限制，政党尚未像西欧那样围绕“社会—经济”分层联合起来，即使对于最有影响的政党来说，也不例外。没有任何政党在全国范围的单一选区提名候选人这一事实的存在，使政党的组织虚弱程度得到进一步验证。第三是功能上的缺陷。政党无力使克里姆林宫担负责任，无力按代议制原则在更高程度上渗透到国家机构中去，在利益表达和聚合方面表现软弱，身居官职的政党代表通常不对他们的选民负责。理查德·罗斯将此称为一种“漂浮不定的政党体制”。就此他指出，参选政党与国家杜马中政党、派系以及 党团的形成之间存在着分离，其结果是当国家杜马召开会议时，选民可能知道将选票投给谁，当然，也有可能无所适从。第四，政党的缺陷起源于公众对政党是否能服务于公众的利益缺乏信任，对政党认同的匮乏以及对政党在俄罗斯的功效产生怀疑。

　　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政党的发展依赖的是其拓展选举吸引力的能力，而不是被限制在一个特殊的选区。正如萨缪尔·亨廷顿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强大政党体制的重要性在于：一是扩大政治体制的参与度；二是协调新动员团体的要求并使其渠道畅通；三是提供一种制度化环境并使新团体得到同化。简言之，“这种政党制度的发展是处于 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治稳定性的先决条件”。因而，俄罗斯政党体制的主要缺陷在于缺乏强大的政党，强大的政党通常具有跨地区和跨越不同社会经济特色的广泛影响力。相反，俄罗斯各政党往往是“小生境”政党(niche parties)，这些政党所获得的支持仅限于某些地区或特殊的社会经济群体。尽管俄联邦共产党是最接近具有广泛选举影响力的真正类型的政党，但它毕竟还远远不是这样一个政党。对共产主义的支持仅限于某些地区和社会经济领域，而且，共产党总统或议会多数出现的希望仍然是渺茫的。强大政 党的缺乏意味着，政党要想避免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压力是困难的，它无力平衡某些集中于克里姆林宫的权力，而且仅有少数政党拥有获得杜马多数的现实机会。

　　普京治下，温和的中间政党更为顺从已成为趋势。特别是“伪政党”，如统一党在1999年的杜马选举中迅速崛起。这是一个亲克里姆林宫的政党，它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就获得了其政治影响力。理查德·萨克瓦警告说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统一党将成为新形式的支配性政党体制的核心，一个忠于普京的新的国家官僚阶层将打乱这一体制的秩序。进一步讲， 2001年7月联邦政党法的出台，使一些小党的生存更为困难，因而 合并已经开始并将持续下去”。

　　与其前任鲍里斯·叶利钦相比，中间政党表现出来的新的顺从，使普京得以用一种较小的对抗方式来实施其统治。但是，这一倾向同样预示着政党避免来自权力中心影响的独立性可能遭到侵蚀。因此，如果俄罗斯拥有一种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那种权力分配的政治体制，那么，权力转向克里姆林宫而远离各政党在未来就会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一种虚弱的政党体制将会永远保持下去，从而阻碍民主的巩固。

　　焦点自然要集中于俄联邦共产党，原因在于，它是俄罗斯政治中最大也是组织最好 的反对党。俄联邦共产党是俄罗斯惟一能够扮演反对党角色的政党，这一角色有利于俄罗斯政党体制得到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早些时候，这样的结果尚难预测。1991至1993年期间，俄共从一个在社会中占优势地位，控制着国家所有资源和组织的政党，转而变为一个被取缔并被剥夺所有权力和资源的政党。共产党曾经是一个产业工人的政党，拥有微弱的农村支持而根植于大城市。从党员资格来衡量，俄共对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控制在城市中更为强大，而在农村地区的渗透却较少。当苏联在1989年、俄罗斯在1990年相继引入竞争性选举制度时，赞成改革者赢得了城市的选票库，越来越清晰的 是，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基于大城市和大型城市居住区的堡垒。

　　因此，俄罗斯社会在90年代的主要投票分裂是农村—城市分裂， 90年代举行的三次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1993、1995、1999)，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据此，李普塞特—罗坎关于政党分裂的模式从一个侧面得到了确认，李普塞特关于低收入群体倾向于投票支持左翼政党的观点也得到了验证。如今，分析家普遍认为，农村选票是俄联邦共产党再度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特别是南部农业地区，由于支持共产党候选人而被称为“红色地带”。

　　1993、1995和1999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以及1996和2000年的总统选举，都能证明这一点。当时，共产党候选人在南部农业地区所获得的选票与其在大城市所获得的微弱支持，是不相称的。例如，在1993年杜马选举中，俄联邦共产党在全国得到12·4%的选票，其中40%来自南方。在1995年杜马选举中，俄联邦共产党在全国获得22·3%的选票，其中54%是南方选票。在1999年，俄联邦共产党获得24·9%的选票，其中36%来自南方。1996和2000年的总统选举，情况类似。与此同时，大城市(如莫斯科)对共产党的支持却是微弱的。1993年杜马选举中，共产党候选人在莫斯科仅获得11%的选票， 1995年这一比例是14·8%， 1999年为11·7%。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在全国获得40·3%的选票，但在莫斯科仅为17·9%； 2000年选举中，久加诺夫获得29·1%的全国选票，但在莫斯科仅获得19·1%。这清晰地表明，俄共及其候选人将其东山再起的希望建立在农村选票的基础之上。20世纪90年代改革时期，农村居民和农业工人是最大的失落群体，在这一意义上说，得出“俄联邦共产党是反对市场灾难的政党”这样的结论并不夸张。

数　　据

　　本文以下部分通过对来自农村答卷人调查数据的分析，提供有关俄共力量的新颖而独特的观点，并对俄共未来进行展望。数据来自对俄罗斯以下五个地区的调查：别尔哥 罗德、伏尔加格勒、克拉斯诺达尔、诺夫哥罗德以及楚瓦什共和国，这些地区均位于俄罗斯的欧洲版图上。抽样设计的依据是地缘差别。前三个地区位于俄罗斯南部以“黑土”地带闻名的农业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经济中，农业部门比较发达。诺夫哥罗德位于北部非黑土地带，是一个贫困的农业地区。楚瓦什则是一个非俄罗斯人居住地，土耳其人占多数。尽管楚瓦什位于非黑土地带，但是农业经济比较发达。在每一个地区选择了4个村落，每一个村落调查了40户农家，共800个农家抽样(每地区160个)。先是于2001年6月在梁赞州搞了试点，随后于同年6~10月展开全面调查。对于每一获选的村落来说，层状抽样的构成来自具有永久居住权的农家名单，这一名单按照管辖权由村行政机关保存。这一名单按年度更新，包含村落中家庭的人员情况和社会特点。调查问卷包括一百多个问题，出于本文目的，尽管分析单元是答卷人，但所搜集的信息包括答卷人及其家庭其他成员。

　　在进行分析之前，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分析集中于杜马选举中政党的选票单，而不是单一选区席位；二是分析集中于俄联邦共产党，而不是俄罗斯农民党。其原因之一是1995年杜马选举之后，农民党没有能够获得政党席位所需的5%的选票，而共产党则在连续三届杜马选举中均获得了超过5%的选票。另一原因在于农民党内部的分裂，使该党遭到进一步削弱。最后一个原因是，农民党的中间派疏远了共产党，以至于两党不得不为选票而互相竞争。显然，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共产党是当然的赢家，而农民党则在全国性选举中表现欠佳。

　　俄联邦共产党的农村支持者

　　为了分析俄联邦共产党支持者的特点，针对“共产党的支持者”和“非共产党的支持者”，我们使用了一个假设变量。这一变量来自调查时的问题——在1999年杜马选举中你投票支持了哪一政党?答案包括“共产党”、“自由民主党”、“爱丁斯托夫”(edin-stvo，即统一党)、“其他民主党”、“没有投票”以及“忘记了”等。在800个被调查者中， 196人投票支持俄联邦共产党，居于投票支持统一党的245票之后，位居第二。

　　传统的观点认为，那些典型的共产党支持者一般年龄较大，所以分析者将焦点集中于年龄，将其作为一个独立变量来评估共产党支持者的水平。与此相关的其他变量包括：拥有中等或中等偏下教育程度的选民，属于低收入群体的选民，生活水平仅处于维持生存状态的选民以及反对一系列改革政策的选民等。

　　由调查数据得知，对共产党的支持者是那些年龄较大的人，平均年龄57岁，而非共产党支持者的平均年龄为50岁(整个抽样的平均年龄为52·2岁)。大约56%的共产党支持者年龄超过60岁，而只有36%的非共产党支持者年龄为60岁或超过60岁。而且，数据表明，共产党的支持者受教育程度较低：非共产党的支持者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为10·4年，而共产党支持者为9·0年。

　　但是，除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外，迄今共产党支持者尚有许多关键特点不为分析家们所知。这些特点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并不支持有关共产党支持者的传统看法，并且增加了关于俄罗斯农村中谁支持共产党的重要细节。总之，分析表明，在个人态度、 经济和社会维度，共产党支持者并非明显有别于非共产党支持者。特别是，调查数据显示：其一，农村共产党的支持者在经济上并非完全处于不利地位；其二，农村共产党的支持者利用了由市场改革所创造的机会；其三，农村共产党的支持者并非明显地更反对国家政策；其四，农村共产党的支持者并未远离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下面依次对上述四点进行分析。

　　经济上的不利地位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共产党的支持者是否是那些在整个改革期间遭遇最痛苦的，或者说是否是那些最贫穷的抑或是生活水平最低的?换言之，共产党的支持者在经济上是否处于不利地位?一些分析家认为，是经济利益问题而不是诸如社会指向的变量影响了“后苏维埃”俄国的投票模式。调查数据使这一问题得到了全新的清晰解释。从整体上来看抽样调查，月人均货币收入为1418·2卢布(2001年大概相当于49美元)。就被调查者中的投票者来说，共产党支持者的平均月收入最低，为1439·8卢布；统一党的支持者平均货币收入最高，为1707·8卢布；随后是那些支持“其他民主党”的投票者，为1691卢布。这一分配状况可以“从共产党支持者通常是年龄较大，而非共产党支持者通常是稍微年轻”这一事实中得到部分解释。在对其他问题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年轻人更有可能从事新的能赚到更多钱的私人生意，总体上看，他们比那些年长的个人更具有创业精神。年老的个人更多地依赖来自国家的转账支付。同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共产党支持者与非支持者之间的货币收入的差别大约为10美元，这算不上一个巨大的差别。进一步来看，如果将非货币收入计算在内的话(粮食产品价格提高，消费代替出售)，差别有可能缩小。

　　共产党支持者收入低的原因在于，共产党支持者的大多数是失业者或退休人员——这两个群体多少降低了平均收入，他们在抽样中占据了整个共产党支持者的64%的比例。退休人员给予共产党的支持，超过任何其他政党或非党组织。如果抛开失业者和退休人员的话，支持共产党的在职人员的平均收入与非共产党的支持者收入更为接近。总体上看，共产党支持者的平均月货币收入超过整个抽样人员月货币收入的平均数。

　　进一步讲，共产党支持者与非共产党支持者拥有相同水准的生产资本。从所拥有的牛、猪、山羊、绵羊以及禽类的平均数量上看，共产党家庭与非共产党家庭并无显著差别。这些家庭所属物是家庭粮食生产的基本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家庭饮食质量，而且，两类家庭汽车和摩托车的拥有比例基本相同。汽车和摩托车所提供的不仅是 到附近城市的交通，而且它们对于运送食品到城中销售同样非常重要。因此，从生产资本来看，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家庭基本上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在人力资源方面存在差异。共产党家庭平均有2·81人，而非共产党家庭平均有3·17人。如果愿意的话，后者意味着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用以生产食品以及从事商品性农业。这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党家庭较大的年龄结构所造成的。

　　最后，最贫穷的个人——那些在2001年货币收入不足维持基本生存标准一半的人们——其选择是支持亲克里姆林宫的统一党或不支持任何政党，而不是选择支持俄共。数据显示，倒数第二的穷人——其收入介于最低生存标 准的一半到四分之三之间的群体——给予统一党和非党组织的支持同样多于给予共产党的支持。只有在非贫困群体中——拥有最低生存标准1·1倍或更多收入的群体——共产党所获得的支持多于统一党和非党组织。上述数据在表1中得到体现。

　　根据这些数据不难看出，那种认为穷人中的最贫穷者和那些处于严重不利地位的人们支持共产党的观点，具有某种误导性。与非共产党家庭相比，共产党支持者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受益较少，但总体上看，经济差异并未体现出重大阶级分层。

表1·不同收入群体对政党的支持(%)

	<762卢布月均	763—1143卢布月均	1144—1372卢布月均	1373—1676卢布月均	≥1677卢布月均
统一党	26.4	22.6	20.8	24.1	26.2
共产党	18.9	14.6	24.5	29.7	32.6
自由民主党	9.4	5.8	1.9	2.8	3.3
其他政党	3.8	6.6	4.7	2.8	5.8
不支持任何政党	37.7	38.0	35.8	33.1	25.6
难于回答	3.8	12.4	12.3	7.6	6.4

　　注：①2001年第四季度的贫困标准为月人均1574卢布；②2001年汇率为1美元等于29卢布。

　　改革机遇的利用

　　第二个普遍流行的关于共产党支持者的观点是，他们反对市场改革，而且，他们并未参与到新的经济机遇中。也许分析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土地私有权和农村土地市场问题。土地私有权和买卖农村土地的能力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政治中极富争议的问题之一。尽管有限制地买卖土地的权利自1994年起就已存在，但在全国层面，国家杜马中共产党的代表与行政部门改革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使后苏维埃时代土地法典的出台耽误了7年之久。2001年土地法典的通过， 2002年农村土地周转立法的制定(2003年生效)，打破了立法上的僵局。

　　调查中还曾问到这样的问题，即自1991年以来被调查者的家用土地是否增长了?增长或减少了多少?“增长问题”表明通过买卖家用土地对土地市场的参与程度。从总体抽样看，自1991年以来， 35%被调查者的家用土地增加了。共产党与非共产党被调查者参与土地市场的差别是存在的，但这种差别不大： 32%的共产党选民通过增加其土地参与了土地市场，而非共产党选民占36%。

　　共产党与非共产党选民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租赁土地的规模不同。租赁地与家用地是有区别的，租赁地没有所有权，在一段确定的时期内租赁使用土地，租赁地有可能距离农家较远。统计分析表明，租赁地更有可能常常用来种植用以买卖的粮食，而不是为 了家庭消费。与土地买卖不同，实行土地租赁政策并不仅仅是后苏维埃俄国进行的一项改革，而在调查中也并未问及“哪一年获得租赁地”这样的问题。共产党与非共产党支持者在使用租赁地问题上，比例相似(前者34·7%，后者33·3%)。无论怎样，非共产党选民租赁地平均拥有量为0·62公顷，而共产党选民则为0·11公顷。造成这一差别的部分原因或许在于年龄，正如平均年龄较高的家庭比年轻家庭拥有的劳动力少一样。总之，从土地市场的参与度来看，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家庭不曾利用土地改革带来的机遇。

　　满意度与参与度 关于俄共支持者的第三个普遍看法是，他们对国家政策不满，作为不满意和不幸福的一个群体，他们有可能陷入孤立。调查数据再次表明(如表2所示)，对于涉及满意度、情绪和参与度的传统看法有必要进行修正。

　　我们首先来评估国家政策。其中一个问题问道：“你如何评价过去这些年国家所颁布的与农村相关的政策?”问题涉及对国家政策不同侧面的支持与否，范围从1~5， 1代表绝对反对，而5则代表绝对同意。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所有农村居民并不反对国家政策，而是倾向于中立或模棱两可。考虑到无论从相对意义还是从绝对意义上来看20世纪90年代农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种“中立”态度都的确令人吃惊。总体上看， 表中数据表明，非共产党的支持者展示出较高的平均值，对国家政策更为支持。而共产党支持者对国家政策的支持度略低，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太大。从“对土地改革的支持”、“对农场私有化的支持”以及“对信用政策的支持”等变量来看，尽管共产党支持者的平均值低于整个抽样以及非共产党支持者的平均值，但差别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总之，数据所显示的结果，并未对那种认为“共产党支持者比其他农村人口更反对国家政策”的观点形成强有力的支持。

表2·共产党与非共产党支持者的支持度、满意度和参与度平均值

	共产党支持者	非共产党支持者	抽样平均值
对农场企业私有化的支持	2.74	3.16	3.06
对土地改革的支持	2.47	2.87	2.77
对信用政策的支持	2.98	3.27	3.20
对总体生活满意	3.33	3.43	3.41
对农村条件满意	2.58	2.75	2.71
对家庭礼仪活动的参与	2.45	2.24	2.29
对邻里礼仪活动的参与	1.84	1.73	1.76

　　第二个变量涉及对总体生活的满意度和对农村生活条件的满意度问题。要求答卷人“评价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以及“评价对农村生活条件的满意度”。这些满意度变量的范围是从1~5。1代表绝对不满意， 5则代表绝对满意。共产党支持者对总体生活的平均满意程度为3·33，而非共产党支持者为3·43。共产党支持者对农村生活条件的满意度为2·58，而非共产党支持者为2·75。虽然二者之间差别不大，但仍然可以看出，从某种程度上说，非共产党支持者对农村生活条件更为满意。变量“对农村生活条件的满意度”所显示的结果，置信度低于0·05，这在统计学上意义重大。尽管对“生活满意”的结果并未达到95%的可靠性测试，但接近90%的可靠性。因此，非共产党支持者在某种程度上对总体生活及农村条件的满意度更高。尽管二者之间差别不大，但很难 得出结论说，与农村总人口相比，共产党支持者的满意度明显偏低的结论。

　　表中第三个变量涉及参与度，或换言之，对社会网络的介入程度。问卷问题是“你多久参加一次家庭和朋友或邻里的礼仪活动?”“参与”变量的范围是0~5， 0代表从不； 1代表非常少； 2代表较少； 3代表有时； 4代表经常； 5则代表很频繁。数据显示，共产党与非共产党支持者之间的参与率非常相似。那些支持共产党的人，事实上在参与家庭和邻里组织的活动方面更为积极。共产党支持者参与家庭礼仪活动的平均值为2·45，而非共产党支持者则为2·24。这一结果对于说明90%的置信度意义重大。共产党支持者参与朋友和邻里礼仪活动的平均值为1·84，而非共产党支持者为1·73。这两个平均值在统计学上意义不大，但的确符合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模型，因此其结果可能是真实的。

　　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是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维系着一种可以帮助家庭继续生存的网络，有助于对自我及其生存环境产生一种积极情感。幸福情感、对家庭关系和乡村生活的满意与参加礼仪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积极的关联。参与所体现的是一种个人和社会均从中受益的“社会资本”基金。由此看来，参与扮演着一种重要的经济和心理角色。

　　重新结盟还是衰败

　　俄共在俄罗斯政党体制中扮演着一种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俄共的力量有助于阐释政党体制本身的波动。俄共曾经在90年代从权力顶峰败落下来，之后作为一个反对党在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支持下重新崛起。俄共在很大程度上对农村选票的依赖，对俄罗斯政治和政党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对于俄共的支持以及该党未来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可能引起争议的是，玻璃杯是“半满的”，俄联邦共产党正在扩大其选举支持，远离对农村选民的依赖，吸收那些较富有者、更为赞成改革的人们以及年轻人。事实上，一位支持俄共的学者早在1996年俄共竞选总统失败后就指出，“共产党曾经试图将其全国范围的爱国选举联盟转变成一个比如今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全能型’集团”，而且，也有了一些成功的迹象。这种成功迹象发生在90年代，当老党员渐渐去世时，俄联邦共产党成功地进行了更新换代。因而，“半满”观点有可能指的是党员的更新换代，以及超越贫穷和处于贫困阶层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扩大。主张再结盟的人认为，政党体制未来有可能得到强化，抑或至少不会遭到削弱。

　　另一方面，我们将玻璃杯看成是“半空的”，也就是说，对俄联邦共产党的支持在减少。本文更欣赏这一解释。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看到俄共的缺陷，即俄共的传统支持源泉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强大，特别是在农业部门，在90年代这些部门给予俄共的支持是强大的。俄联邦共产党的传统支持者包括穷人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包括失业者、工人以及退休人员等。共产党候选人在其政策演说中明确地将其目标指向这些群体。而调查数据却表明，农村中这些群体对于俄联邦共产党的支持并不特别强大，俄联邦共产党正在失去曾经锻造其再度崛起的一股主要力量。没有证据表明俄联邦共产党已经作好准备来利用已被政治和其他政党所疏远的农村。而且，当俄联邦共产党分裂时，其内部不同的派别却在竞争相同的选民。对于农村选票来言，这一点尤为真实。在农村地区，一个名为“为了胜利”的极端保守派在1999年杜马选举中与俄联邦共产党竞争，并至少抽走了部分农村选票。

　　最后，由于普京政权在根本方式上与叶利钦时代不同，对政党的支持正在衰减。普京的个人品性使他广受欢迎——年轻、健康、表达清晰、散发出力量的严肃果断的领导人。在经济领域， 1999~2002年间， gdp停止下滑并以每年平均5%的比例增长。普京已经支付了拖欠的工资，提高了养老金，并确保它们能得到及时支付。而且，就农业部门来说，普京并不是反对农业的，已经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复苏。其结果是，对俄联邦共产党在农村获得的支持造成重大侵蚀。表3显示了对政党的支持状况。

　　表3建立在无确定答案的调查问题基础上，问题是“哪一政党最代表你的利益”?在表3的9种被调查者中，只有其中一类回答俄联邦共产党最代表他们的利益：即那些现在无工作的群体(其中大多数为退休者)。对于其他8类被调查者来说，俄联邦共产党均非首选。因此，对共产党的支持正在遭受侵蚀，共产党正在输给选民的冷淡和其他政党。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政党最代表他们的利益”成为最流行的答案。简言之，表3的结果预示了俄联邦共产党未来的选举缺陷，原因在于它表明，共产党候选人所能利用的政治力量、议题或群体越来越少。总之，俄联邦共产党无法将其目标定位在争取那些经济上失落的被边缘化了的以及对改革深怀不满并以实际行动抵制改革的人们身上。

表3·各政党的代表性(%)

哪一政党代表你的利益?	共产党	统一党	无
失业者	17	20	42
雇员	28	25	30
贫困或贫困线以下	26	23	34
贫困线以上①	29	29.5	24
无工作②	31	21	31
丈夫，农场管理者	27	33	27
丈夫，农场工人	21.5	29	31
妻子，农场管理者	18	45.5	9
妻子，农场工人	25	26	34

　　注：①2001年第四季度贫困线标准为月均1574卢布。②“无工作”是创造的一个变量，用于指失业者、残疾人、退休人员、学生以及家庭主妇，其中最大组成部分是退休人员。

　　表3进一步展示了统一党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所取得的成就。这一点非常明显，因为统一党在克里姆林宫支持下作为一个中派联盟成立于1999年秋。在同年12月举行的杜马选举中，统一党获得了各地的广泛支持，至少有30个地区的领导人支持它。而且，该党是由那些非常著名的政治上“纯洁”的政治家们领导着。这些因素使统一党在1999年12月选举中获得23·3%的选票，略微低于俄联邦共产党所获得的24·3%的选票。1999年12月的选举成就，自2000年起普京对它的支持，以及2002年中期俄共委员会主席的辞职，均使克里姆林宫的立法权甚至相应的立法者的权力得到加强，由此资深分析家认为，普京的俄罗斯是一个“受控的民主”国家。

结　　论

　　俄罗斯在其民主化过程中面对着大量障碍。在众多障碍性因素中，宪法将更多的权力赋予行政部门——普京治下政治的再集中化——试图减少地区领导人的独立性，竭力简化政党体制而使其成为只拥有少数几个政党的政党体制，国家杜马中扮演总统附属物的亲克里姆林宫政党的出现等等，都是影响俄罗斯民主巩固的因素。如果说俄罗斯政党 体制面临攻击或遭遇危险，确实有些过分，但如果说拥有强大反对党的“生机勃勃的政党体制”能够平衡克里姆林宫影响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就不是一种夸张说法了。

　　上述分析表明，农村共产党的支持者与非共产党的支持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别。共产党支持者的平均家庭收入高于抽样的平均数，略微低于非共产党支持者家庭收入的平均数。共产党支持者表现出相似的社区活动的参与率。尽管选举结果表明，俄联邦共产党正在努力适应形势的变化并扩大其影响，但新的支持基础是否能完全弥补对该党所获得 的农村支持的侵蚀，目前仍是未知数。分析结果表明，俄联邦共产党有可能在其传统堡垒——农村选票方面——遭受一场侵蚀。

　　农村对于俄联邦共产党的支持有三重意义：首先，尽管共产党员比其他政党成员有较高的政党认同率，但农村共产党的支持者在心态和行为属性方面并无独特之处。对共产党的支持似乎并未被经济需求或边缘化的感觉所驱动。简言之，关于共产党候选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市场灾难”，或者对由此带来的特殊经济或社会后果产生影响，仍然有很多限制。这种现实使共产党候选人的信息闭塞，并限制了他们的吸引力。

　　第二，正如那些参与土地市场却投票支持共产党(俄共一直反对买卖农村土地)的个人所表现的那样，个人行为与政治支持之间是脱节的。人们认为俄联邦共产党的大多数吸引力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既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映旧有价值观，那么，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在哪一点上，人们感觉到俄共的政策是陈旧的或不适于俄罗斯未来发展的?

　　第三，本文表明，农村地区“非党派”偏好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作为俄联邦共产党主要支持者的各个不同群体对该党的支持减弱。无党派偏好存在于失业者以及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体之中。这一趋势表明，共产党容易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也许它无力在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失落的群体中获得更多的支持。

　　上述三种趋势表明，虽然20世纪90年代俄联邦共产党得以重建其政治力量，但它是否能够继续维持其农村选票尚不清楚。基于上述对2001年调查数据所进行的分析，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即俄联邦共产党的选举力量已经达到顶点，未来其支持率有可能下降。这一点在2003年杜马选举中得到清晰体现。共产党发现，其支持率已下降为1999年的一半，而从政党选单上看，共产党的候选人仅获得了1999年席位数的四分之一。这两种趋势正好阐释了这样一种结局：一是俄罗斯联盟所获得的浪潮般汹涌的支持；二是农村对共产党候选人支持率的急剧下降。上述考察的数据验证了这两种趋势。由此看来，前文所述“半空”解释显得尤为准确。

　　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反对党所遭受的选举支持上的侵蚀，对政党体制具有重大意义。这种现象对克里姆林宫具有重大影响，而对政党特别是对那些试图在克里姆林宫权力之外保持某种独立性的政党的影响却较小。在一种政治权力不平衡的政治体制中，反对党越是虚弱，民主的巩固就越是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责任编辑：张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