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方法论阐释-凯发总代

　　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是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作为我们党传家宝的调查研究，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是从现实生产生活实践出发，通过系统调查和深入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毛泽东曾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正是通过调查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获得认识世界的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并未明确使用“调查研究”这一概念，但在探究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他们每一步的努力都是名副其实的“调查研究”，他们把社会调查变成了自觉的行动，把理论研究建构在对现实社会深入调查的基础之上，他们有关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方法论原则进行系统梳理，以为新时代的调查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方法指引。

　　立场，制约着人们观察、分析问题的态度和立足点，决定着调查研究的方向和结果。立场不同，调查研究的目的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调查的结果也不同。其实，就调查研究活动本身而言，它并无立场可言，只有科学与不科学之分，但调查研究的运用，却是有着鲜明的立场。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抑或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调查情况、研究问题，将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最鲜明的特点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的调研方法，揭示了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指明了前行之路。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始终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沿，他们的一生都在为无产阶级、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他们的调查研究无不是围绕“无产阶级”来展开，从调查研究的目的到调查研究的对象，再到调查研究的结果，无不彰显其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

　　首先，从调查研究的目的来看，马克思恩格斯都致力于推翻无产阶级受压迫的旧世界，建立属于无产阶级的新世界。旧世界，即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深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马克思恩格斯亲身参加工人运动，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反动腐朽的本质，鲜明地描述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生活，并为改变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向资本主义旧世界“开炮”。1843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面对莱茵省总督对《莱茵报》发表的两篇文章的无端指责，在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生活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发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以详尽的事实驳斥了那些傲慢的政府官员。恩格斯对受压迫受剥削的工人阶级同样充满了同情。他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中就曾说道：“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这样，他“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即反对当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无不表明他们为受苦难的下层民众代言的鲜明立场。

　　其次，从调查研究的对象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把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作为主要调查研究的对象，也正是因为以无产阶级为调查对象，他们发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马克思根据他参加政治斗争的经验和对德、法等国社会各阶级的调查分析，指出：“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点明了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未来社会的真正创造者。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调查研究名著中，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具有“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

　　最后，从调查研究的结果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道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社会调查揭示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未来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真理，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回答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如何实现人类解放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指明了方向。

　　其实，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资产阶级学者也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还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但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资产阶级学者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指导下，从主观主义出发，歪曲事实真相，试图掩盖阶级矛盾，他们的调查研究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恩格斯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析时曾说道：“因为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所看到的现成的原理只不过是一些片断的东西，而在最近的经济学家面前却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学说；一切结论都已经做出来了，各种矛盾都表现得十分清楚，但是他们却没有去追究各个前提。”由于立场问题，资产阶级理论家不可能从实际出发，也不可能揭示现实的矛盾，而是竭力掩盖矛盾，避免对现实情况的真实描述，甚至颠倒黑白。他们对无产阶级有着极端偏见，认为无产阶级是由资产阶级来养活的，将无产阶级视为社会的“溃疮”，并担心这个“溃疮”会不断扩大，危及社会的健康发展。显然，这是违背事实，是错误的、荒谬的。

　　“问题”是调查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调查研究的关键在于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调查研究中要始终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没有问题意识，不以问题为导向，调查研究就会流于形式，甚至误入歧途，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在调查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总是透着问题意识，总是围绕问题展开，也总能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调查研究要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首先要善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问题是调查研究的前提，但问题的存在和问题的发现与提出并不一致，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主观认识上的差异，发现和提出问题并非易事。马克思恩格斯对问题极具敏锐性，善于从纷繁的现象背后抓住问题的本质。1880年4月，马克思应法国社会党人之约，亲自编写了一份《工人调查表》，公开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在这份调查表中，马克思提出了99个调查问题，如“你在哪一个工业部门工作？”“你的工作场所用什么照明？是煤气灯、煤油灯还是其他照明设备？”“开不开夜工？”“机器是另外专门雇一些工人来擦拭的，还是由操作机器的工人在正常工作日内无报酬地擦拭的？”“老板如果违反合同，要受什么样的处罚？”“加班是不是另给工资？给多少？”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调查问题，工人可以明确感知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和所处的悲惨境地，也逐渐认清了资产阶级对自己进行的残酷剥削。也正是通过这些调查问题，马克思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秘密。在当时的法国，这份调查表被称之为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武器”，号召工人进行革命的“号角”。

　　虽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制定一份细致的调查表，但恩格斯对于问题的捕捉同样敏锐。对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恩格斯比马克思要略早一些。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史上的第一篇调查报告——《伍珀河谷来信》，就是恩格斯19岁时在对其家乡的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活状况调查基础上所写。伍珀河污浊不堪的河水、工人的普遍贫困和疾病缠身，这些问题让恩格斯深入工厂去实地调查，并通过分析研究揭露残酷的事实真相。在这篇报告中，恩格斯揭露了他家乡资产阶级的伪善和愚昧，描绘了当地工人的贫困生活以及所遭受的当地教会中最反动的“神秘主义者”或“虔诚主义者”精神上的毒害。恩格斯的这篇调查报告，在伍珀河谷资产阶级和宗教卫道士圈子里引起轩然大波。

　　当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只是调查研究的第一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才是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调查研究中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寻找到了医治社会问题的良方，为工人阶级找到摆脱现实困境的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无不是为解决他们时代的大问题而进行的。与近现代西方国家社会调查侧重于一些具体社会问题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则更侧重于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的带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侧重于对时代问题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在调查研究中对社会生活状况与基本趋势的自觉认知，使得他们能从根本上思考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从而进行鞭辟入里的批判与分析，并提出现实可行的方案。

　　顾名思义，典型调查，是指在对调查对象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对象进行细致调查，从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变化规律；普遍调查，则是指对全部对象逐一进行调查，常用来搜集调查对象在某一时点上的精确资料。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是先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可以说，典型调查是普遍调查的有益补充，有时甚至是调查研究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对某些特定研究主体和对象的调查。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成熟形态”的英国进行典型调查的基础上，同时还提出了对工人阶级状况的普遍调查。

　　“典型”内在地蕴含着事物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关注到典型事物形态中所蕴含的群体共性与独特的个性特征，发现了普遍性需要通过特殊性才能表现出来，他们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展开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将“重视典型”一以贯之，并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形态”中抽象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马克思认为，要研究资本主义，就应研究资本主义的“成熟形态”，他把“英国”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生产关系的典型处所和实验室。正如他在《资本论》出版序言中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1849年以后，马克思长期定居伦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尽管那里生活费用昂贵、气候很坏，可是为了“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他不肯迁居别处去。伦敦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中心，为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他能够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

　　同样，“英国”在恩格斯的调查研究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他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21个月的深入调查，揭示出从产业革命中分化出的两个对立阶级：现代产业无产阶级与现代产业资产阶级。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在英国，才能把无产阶级放在它的一切关系中并从各个方面来加以研究。”“只有在不列颠帝国，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状况才具有典型的形式，才表现得最完备；而且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恩格斯以英国为典型代表来分析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状况，弄清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状况，以及工人运动的未来发展趋势。

　　相较典型调查，普遍调查重在精确、全面，避免了片面。除了将英国作为“典型”，马克思恩格斯还非常重视对工人阶级的普遍调查。在国际工人协会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提出开展工人阶级自己的调查研究活动，并系统地提出了调查研究的目的、要求以及具体的调查大纲。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对“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被列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附加组织规则文件中以《关于工人阶级的普遍调查工作》为题论述了无产阶级普遍调查原则。组织规则要求参加第一国际的每一个支部务必成立专门的统计委员会，“所有小组视统计委员会秘书的工作对工人阶级的贡献如何而给予他们一定的奖励”。“各国总支部委员会或统计委员会必须在每年8月1日以前把有关本国的所有材料送交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根据这些材料写出总报告”。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也非常重视对工人阶级状况的普遍调查。

　　从字面上看，调查研究由“调查”和“研究”组成。调查，即人们通过各种调查方法有目的地了解事物真实情况；研究，即对调查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加工，将不系统不完整的素材系统化、理论化，获得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调查的是问题的真相，研究的是问题的本质。调查与研究相辅相成、相互渗透，二者缺一不可。如果调查研究仅仅停留在调查阶段，虽然积累了众多素材，即便素材是真实的、客观的、全面的，但那也只能获得一些表面的事实和外在的现象，缺乏细致的研究，是不可能求得规律性的认识。因此，必须在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对调查结果作进一步的分析推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十分重视对社会实际的调查与研究，他们从社会生活本身出发研究社会，在社会调查和收集、分析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创造。

　　做好调查工作，首先就要做好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搜集一手的实证资料，同时还查阅大量书籍、报告等，在读好社会这本“无字书”的同时，也读好书本这部“有字书”。1844年秋，马克思恩格斯巴黎会见以后，便开始了他们共同的社会调查，“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经马克思介绍结识了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俄国流亡者，考察了法国工人运动，并且和马克思一起参加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集会”。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对工人运动中实际情况的直接调查，并从中搜集大量的第一手实证资料。恩格斯为了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常常住在工人家里，与他们进行日常交谈和观察，他也是较早从事实证调查、田野研究的学者。1845年7月至8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考察了英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工人运动。除了注重亲身的社会调查，马克思恩格斯也非常重视对文献、资料和报告的研究。他们对古典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科学文献进行了文献调研，并通过一些资产阶级政府和社会学家调查所得的各种资料，写下了《资本论》等巨著。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读好“有字书”，是马克思恩格斯搜集资料的又一重要方式。

　　如果说搜集整理资料是调查研究的第一步，那么对调查得来的各种各样的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就是调查研究的第二步，也是关键一环。所谓“三分调查，七分研究”就是这个道理。分析研究的过程，就是“求是”的过程，就是寻求事物内在规律性的过程。马克思用了40年的心血所写的《资本论》，就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马克思把参加革命斗争中调查所得的大量事实上升为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大英博物馆查阅了浩瀚的资料文献，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和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完成了这部旷世巨作。在大英博物馆时，马克思把图书馆收藏的甚至被当成废纸扔掉的载有苏格兰调查员会以及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都作了研究。马克思曾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即是说，在充分占有材料之后，还要分析它的各种形式，探寻其背后的内在本质。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仅对曼彻斯特等地的工人状况做了详细的记载，同时还详尽地研究了以前出版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著作，批判地审查了各式各样的官方文件和非官方文件，最终写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之一”。总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调查材料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对比、部分与全局的对照、历史与现实的权衡，从混沌迷离的社会现象中找到了规律性。

　　社会调查的组织化、制度化，必然带来调查研究的高效化。最新信息的获取，如果仅仅靠单个人或少数调研机构是很难胜任的，必须广泛地借助社会的力量，同多家研究机构协同合作，依靠调查研究网络才能迅速、及时地得到最新消息。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所进行的社会调查活动是个人的、局部的，那么他们在成为职业革命家后，其调查研究活动就是有组织的、全局的、宏观的。从单枪匹马到两人合作，再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大纲进行调查研究，从工厂企业、某一地区的局部调查到进行“伟大国际性联合”，使得他们的调查研究水平在当时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得以把他们的全部理论建立在客观事实和规律上，以至于“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受不住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通过国际性调查信息网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时时汲取世界范围内的最新信息，为其理论的创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调查研究的组织化。1846年初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建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国际性的社会调查信息网。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不仅是革命运动的指挥系统，还是各国共产主义者相互交流实际调查资料的形式。马克思指出：“问题只在于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联系，保证能够了解各国的社会运动，以便取得丰硕的、多方面的成果，而靠一个人的努力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委员会的任务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建立起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互通有关各国和各地社会情况；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建立，则使他们的社会调查得以有组织的互通信息。马克思恩格斯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为中心，在柏林、汉堡、莱比锡等许多德国城市和英国、荷兰、丹麦等国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他们一方面通过各地社会主义者调查各种社会情况，运用通讯的方式向他们提供大量实际调查资料；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并与各国各地社会主义者互通情况。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创举——国际性通讯社会调查，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调查与研究较为可行的方式。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社会调查网，使得马克思恩格斯能够及时汇集巨量的各类现实社会信息，为他们进行社会研究打下坚实基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记》等正是马克思通过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了解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状况，直接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的基础上写成的。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的制度化。马克思亲自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及《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就是颇为有力的证明。《章程》和《草案》明确规定组织进行国际性的广泛的社会调查是总委员会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例如《章程》中的第六条规定：“总委员会是在协会各国的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进行联系的国际机关，应使一国工人能经常了解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在统一领导下对欧洲各国社会状况同时进行调查。”《草案》中明确规定：“总委员会应将章程中涉及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六条以及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决议付诸实施。”为了获取充分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把眼光局限在一定的区域内，而是放眼国际进行调查研究，利用各种手段广泛地收集信息，倾听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工人阶级的呼声，了解各个地区工人阶级最真实的情况，为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做充足的准备。

　　追溯马克思恩格斯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可以发现他们通过调查研究获得了透视社会一般规律、走向真理的制胜法宝，而这些原则在当今时代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当代，调查研究首要的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也是调查研究的根本立场。1988年，时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赴任之初，就开展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听民声、察民情，以调研开路，以调研开局，提出“四下基层”的工作制度，下的是“基层”，到的却是“民心”。35年后的今天，“四下基层”依然是福建各地联系群众、畅通民意、服从群众的“金钥匙”。习近平曾说：“只有心中装着群众，事事为人民打算，才能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 “四下基层”体现了为人民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为了人民的人民立场。当然，调查研究也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普遍与典型相结合、调查与研究相结合。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要确保调查研究取得实效，就要认真研判“新问题”，抓住“大问题”，突出“重点问题”，聚焦“热点难点问题”，既要抓住重点、搞好典型，也要注重调查研究的广泛性，并且在调查结束后进行细致的思考，将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发现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以脱贫攻坚为例，习近平先后进行了50多次调研，走遍了全国所有的连片贫困地区，由此对贫困问题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并提出富有针对性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指导。“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不仅是习近平普遍调查的结果，“精准”二字更是他典型调研的写照；不仅是调查的结果，更是研究后的理论提升。此外，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的，“完善调查研究的长效机制，使调查研究成为党员、干部的经常性工作，在全党蔚然成风、产生实效”。调查研究的组织化、制度化，使全社会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纵横相联的调查研究网络，这将大大提升调查研究的整体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