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就国际关系学而言，学术界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方面均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国际关系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成果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聚焦国际战略环境、大国博弈、“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等领域，不断建构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取得新进展，提炼和发展了一系列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标识性概念，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安全领域几乎都与外部安全有关，这也就自然使得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分量明显增加，国家安全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交融度日趋提升。就学科体系而言，围绕着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最为突出。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初具成效，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培养单位纷纷设置国家安全学专门的研究机构，从理论构建、课程设计、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不同层次进行探索。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总结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践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全过程合作”理论并深入分析了全过程合作的理论内核，揭示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质的规定性。从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实践来看，全过程合作是贯穿合作协商、合作实现和合作分配三个环节的合作模式，体现了合作理念、合作行动以及合作功能的全过程性。
“孔子改进”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个彰显中国外交理念的原创性概念。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汀阳将这一重要思想概念化为“孔子改进”，以对应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帕雷托改进”，其含义是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哪怕只有一个人的福利得到改进而同时没有人福利受损，这个社会便实现了福利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固然好，却不足够好，理由在于没有使所有人获益。换言之，作为社会追求的目标，“孔子改进”与“帕雷托改进”相比又上了一个层次，处于更高的境界，实现了对零和博弈的超越，契合当今时代发展需求和趋势，为中国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提供了理论与价值支撑。
在研究“利益—制度”的关联性过程中，中国学者提出了“国际制度非中性”范畴，即同一制度对不同的利益主体意味着不同的成本与收益。如今，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安全、货币金融、投资贸易、气候变化、国际发展与合作等领域国际制度的研究，从而深化了国际关系研究对制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从上述几个事例可以看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间既有区别又关系密切。从相当意义上说，概念本身既是搭建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基础性砖石，又是浓缩的理论，同时概念的意义与价值又只能在整体理论架构中得到体现。
国际关系学“三大体系”建设的
机遇与挑战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提出切中时代脉搏，恰逢其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国际关系学者解答的问题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问题日趋严峻，大国博弈强度升级、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其原因、过程、结果、趋势，既有待学术界的深入研究，更是为今天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提供了肥沃的学术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就意味着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许多新问题是现有理论难以解释或覆盖的。典型例子之一就是全球治理。对全球变暖、生态环境恶化、人工智能和货币金融武器化等问题的研究，目前都分散在不同的学科和领域，缺乏统一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面对这些新变化、新问题，西方学者也在努力寻找学术思路与答案。这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与西方并跑甚至领跑的难得的历史机遇。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自2016年以来围绕“三大体系”建设，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但这些成果与党中央的要求还有明显差距。以新近成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为例，尽管对区域与国别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着，但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属于自身学科特有的概念或概念体系也未建立。区域国别研究涉及的范围甚广、领域甚多，如何做到专与精、广与博的有机结合，显得尤为重要。非洲、东南亚、西亚、中亚、拉美、欧洲等区域研究与美国、日本等国别研究，在理论、方法等方面肯定存在一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从政治、经济、语言、历史、社会文化等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关注的问题肯定也有所差异。这就要求有顶层设计，做到葆有张力，合理配置资源，既要突出重点，对于国家急需的研究给予必要的倾斜，又要不留死角，在人员分工上要顾及每一个国家或地区。
总而言之，如何扎实有效地建立起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外交实践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研究“三大体系”，是摆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面前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国际关系学“三大体系”建设的
未来着力点
对国际关系或更一般的国际问题研究而言，未来“三大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于基础理论和实践总结。
首先是要加强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习、理解和阐释。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处理国际问题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进行学科理论建设的指导思想。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这就是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历史观就是我们的研究不仅要看现在，还要看过去。大局观就是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角色观就是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中国一如既往，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努力为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既是我们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也是我们构建国际关系学科“三大体系”的实践遵循。
其次是以实践和现实为基础，在批判吸收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构建新理论。如前所述，提出新概念不是为了提概念而提概念，而是要在新的环境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概括和综合，精准描述和说明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构建一个理论体系。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辅相成，绝非水火不容。“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加现实了”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次是要坚持跨学科研究。我们今天面临的国际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哪一个能够通过单一学科来获得完整的解释与应对。随着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我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博弈方，面对的现实问题日益复杂。这一方面凸显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对权力与利益等追求多重目标行为的注重，另一方面又为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更高的、需要不断拓展其视野的新要求。
最后是要加强“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科来说，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一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二是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智慧。两千多年前孟子所谈的“交邻国之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时至今日仍在显现出巨大的价值。我们今天的外交实践已经在诸多方面延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及我们倡导的“正确义利观”等，都体现了延续千年的中华智慧。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国际关系学科的“三大体系”建设是其中重要一环。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的全面推进，一定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