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所客座研究员)
苏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已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据苏联统计,1989年它拥有科技工作者152.2万人,约占世界科技工作者总数的1/4。每年新的科研成果约占世界总数的1/3,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苏联已建立起一个不同层次、门类齐全、分布全国的科研机构网,共有5271个科研机构,分属于科学院、国民经济各部门和高等学校三大系统。
苏联的科技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基础研究实力较强,在不少方面居于世界前列。但是,苏联的科技总体水平据国外有关专家估计,除国防尖端技术外,约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15~20年。
苏联虽然是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拥有雄厚的经济潜力,但是,其经济存在严重的问题。国民经济军事化,结构畸形;消费品短缺、品种单调、质量低劣;资源浪费严重、消耗高、效率低、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下。工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55%,农业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20%。据苏学者估计,苏联物质生产的能源消耗量比美国高两倍。材料消耗量也远比美国局。
一、主要的教训
苏联虽然十分重视科技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创造了大量科技成果。但是,在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却存在严重的障碍,致使巨大的科技潜力未能充分而有效地发挥作用,大量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不仅科技成果应用于国民经济困难重重,而且即使得到应用,推广也十分困难,以致应用的面积极为狭窄。据苏联统计,在1981~1984年间,全苏登记注册25万项发明创造,其中只有7.2万项在生产中得到应用,应用率仅为28.8%。不但如此,在被采用的7.2万项科技成果中,80%只用于一个企业,用于3~4个企业的不到20%,用于5个以上企业的仅占0.6%。这就严重影响了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
尤为反常的是,一些先进的新技术本是苏联首创,然而,它在国内却受到冷遇,难以推广应用,而在国外则成为宠儿,被工业发达国家争相采用,连续铸钢技术就是典型的一例。这项技术是苏联在1955年首创并开始应用于生产,但至1986年止,其推广面在苏联仅占%,而日本则占91%,法国、西德和瑞典均在80%以上,美国为44%(1985年)。其实,早在1965年苏联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已经丧失。
苏联在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原因很多,教训极其深刻。本文拟从如下四个主要方面加以探讨。
(一)经济体制僵化,阻碍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
长期来,苏联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固然可以集中各方面的力量进行科技攻关,以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某些难题,但是,这种体制不能发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作用,阻碍科技与经济结合。它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阻碍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突出的有,1.企业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
在指令性的计划制度下,企业的任务是竭尽全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国家对企业经营好坏考核和奖罚的主要标准是企业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产量、产值和利润等指标的程度。企业如果想采用新的科技成果,生产新产品,势必要增加和改造设备、改变工艺流程、重新培训职工、改变物资技术供应渠道、采购新的原材料。这就必须打乱原来的生产秩序,在一定时间内导致产量下降,完不成生产计划和利润计划,使企业收入减少,影响经济刺激基金,职工收入降低,同时,上级主管部门也不满意。此外,在奖励制度上,苏联长期重视产品的数量,而忽视质量,这就导致企业不愿意更新产品。
2.物资技术供应制度不利于企业技术革新
苏联生产资料供应体制虽经几次改革,但一直没有打破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的制度,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因此,企业在制定生产计划时就想方设法生产那些在物资上较有保障的产品。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物资供应往往得不到保证。而且产品越新,往往物资供应就越无把握。
3.价格制度的弊端
苏联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所有产品的价格都是由国家行政机关统一制定,企业则根本与定价无关。6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改革,把新产品的价格制定权下放给了企业,使企业在价格方面所处的环境较以前略为宽松。但是,定价权的下放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企业在确定新技术产品的价格时,往往虚报成本,不顾新技术产品的实际生产效率,利用一次性定价的机会,大大提高价格,以获取高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单位无疑会对这类新产品不感兴趣。使用了这类新技术,不但产品成本要提高,还要增加基金付费,使利润率下降。更有甚者,不少企业把老产品改头换面,乔装打扮,然后列为新产品,以争取非法利润。因此,苏联的价格制度不仅没有刺激科技进步、提高产品质量、不断涌现新产品的功能,反而促使企业生产过时产品,拒绝技术革新。
4.供需失衡,缺乏竞争
在苏联总需求经常性地大于总供给,造成了典型的卖方市场。在这种经济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竞争的。早先,全部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1965年实行“新经济体制”,规定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行销售某些产品,但是,统购包销的基本格局并未打破。尽管年年都有一些老掉牙的、质量低劣的或不对路的产品削价处理,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企业仍然可以抱残守缺,不思创新,年复一年地照老样子生产下去,创造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的纪录。
5.企业缺乏资金,阻碍设备更新
在传统的体制下,国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同时又是企业的直接经营者。在国家集所有权和经营权于一身的情况下,企业是缺乏自主权的。“新经济体制”扩大了企业的权力。但是,归企业自由支配的利润仍旧很少,并在使用__匕有严格的限制。这就使企业缺乏更新改造设备的资金和自主权。例如,1985年留归工业企业主要用于更新设备用途的发展生产基金总共才86亿卢布。如果仅靠这项资金更新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的话,那么,大约需要84年的时间才能使其金都更新。
在现代条件下,设备的更新是生产技术革新的主要途径。苏联机械设备的淘汰率为2.2%,依此推算,全部设备更新则需要45年之久。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设备更新周期一般在10年左右。设备更新缓慢的结果是苏联工业设备陈旧,并且因此而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维修队伍,占用了250万高度熟练的劳动力。同时,还耗费了大量宝贵的资金。
6.官僚主义的繁琐的审批程序
苏联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制定了繁杂的规章制度和审批程序,在经济科技管理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据苏联机床制造和工具工业部长称,该部每年要拟制大约500。种产品的技术文件,仅仅花费在批准技术设计上的人力和时间就要35万人时,也就是要使40%的最熟练的设计人员脱离自己的设计工作。如此浪费大量时间和技术人才,使最先进的技术设计也会在时间的流逝中变得陈旧。
(二)科技发展战略重军轻民
长期以来,苏联科技发展战略一直是以发展军事科技为重点,在军事科研方面实行“不惜一切代价”、“高于一切”的原则,对军事科研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投入都远大于对民用科研的投入,而且是把最优秀的人才、最好的设备和材料投入军事科研。对民用科研的投入,实行的则是“剩余”原则,就是在满足军事科研的需要后将剩余的人、财、物拨给民用科研。据苏联学者估计,苏联民用科研经费约占全部科研经费的1/3。这就是说,其余2/3的经费都用于军事科研。另据苏联1988年统计,苏联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中央各部委三大系统的科研经费分别占全国的6%、7%和87%。众所周知,苏联的军事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防工业部门,分配的科研经费也最多。上述统计数字显然反映了这一情况。
苏联为了同美国争夺军事技术优势,不惜一切力量优先发展军事科技,把大量军事科研成果,特别是高、精、尖的科技成果的应用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生产大量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投入非生产性的军事消费。1990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乌拉尔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军事开支比重达到国民收入的18%,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据苏联学者计算,苏联机器制造业60%以上的产值是为军事服务的。值得指出的是,1940年,苏联为了对付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加强了战争准备,当年军事开支也才达到国民收入的15%。这表明苏联平时的年军事开支甚至超过了苏德战争爆发前一年的年军事支出水平,可见其国民经济所承受的军事负担之沉重。苏联虽然因此获得了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但却严重损害了本国的民用科研和整个国民经济。另就个人消费水平而言,据苏统计,苏联在世界150多个国家中仅居第77位。无怪马克思说,军事消费犹如“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本扔到水里一样”。因此,西方有人评价苏联是“军事上的巨人,经济上的乞丐。”
除了科技发展战略重军轻民外,森严的保密壁垒和部门璧垒又把军事科研同民用科研分割开来,两者成果的交流是单行道的,即民用先进技术可以转让给军用,而军用技术则严加保密,不易转为民用。不但如此,民用科研部门与军事科研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往往也是单行道的。地方科研单位为了推广应用科研成果,苦于缺乏先进的试验设备和资金,同时又由于苏联没有风险投资,不得不求助于军事科研单位,借用或租用其先进设备,但这通常又由于保密或部门所有制的原因而遭到军工部门的拒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才开始扭转。近年来,苏联实行军转民,宣布要把大量军事科研成果转用于国计民生,仅航天技术可转为民用的即达600项之多,这恰好从反面说明过去科研军民分割的实情。
(三)科技管理体制不合理
苏联之所以没有解决好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除了上述原因外,从科技本身的角度来考察,一个重要的教训是科技管理体制不合理,科研一设计一试验一生产这几个环节相互脱节,各有关机构只对从研究到生产的整个过程中某一阶段负责。再加上设计、试验掌握周期长,以及在科技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一项技术设计往往要经过数十道“关口”审查才能获得批准,以致一项科研成果常常要经过10几年到20年才能投入生产。这样,当这种新产品在企业开始批量生产时,它实际上在技术上已经过时了。这样的科研成果应当说还是个幸运儿,更有甚者是一项项科技成果从其间世之日就被搁置在科技档案库里沉睡,长期“不见天日”,根本得不到应用和推广,更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苏联科学院院长1990年2月宣布,苏联科学院的科研成果应用率只有25%。至于苏联的一些技术发明早在国外取得了专利并已应用推广,而在苏联国内束之高阁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
(四)科技决策缺乏科学化民主化
苏联对科技政策的研究不少,并对科技的发展进行预测,但是,由于过分强调在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数量上与美国竞争,同时,由于不能认真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少数人或个别人的逆耳之言,没有把握住世界科学的潮流,从而导致不少的失误。例如,从60年代开始,在石化工业的发展中,合成材料作为一种新型材料在社会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已成为一个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当时,美国在提高钢的质量的同时压缩了钢的产量,而把发展方向转向合成材料的开发和发展。然而,苏联为了同美国竞争,拼命发展西方称之为夕阳工业的钢铁工业。苏联虽然在钢的产量上超过了美国,但是,合成材料的产量却大大地落后于美国,至今未能赶上,形成了材料结构的落后局面。
此外,苏联领导在科技问题的决策中有时从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对某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问题妄加评论,甚至扣上伪科学的帽子,排斥不同学派的观点,武断地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决定不同学派的命运,以至经过若干年吃了大亏以后才为后一代的领导人所认识,翻然悔悟。但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此而造成的某个科技领域落后的局面,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往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才能改变和弥补。这方面也不乏令人痛心的例子,如对控制论的认识就是如此。当西方学者提出控制论后不久,苏联领导就给它贴上了“伪科学”“资产阶级科学”的标签,并大肆批判。直到60年代初,苏联领导才醒悟过来,排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在所有高校恢复了原先设置的计算机专业,停止了对控制论的批判。但是,迄今苏联的电子计算机仍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10~15年,以致在工业生产过程控制、办公室自动化、微型和小型机应用领域等方面远远落后。
在农业方面,苏联也饱尝了自己种植的苦果。米丘林和李森科的学说曾经长期统治苏联的农业科学阵地,对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大加鞭挞,解除了原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的职务并加以逮捕。在世界生物科学蓬勃发展的影响下,苏联终于改变了固有的偏见,虽然近10多年来在生物工程方面急起直追,但毕竟起步晚了,丧失了数10年的宝贵光阴,以致除在个别领域取得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外,总体上则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综上所述,苏联在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之所以大大地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所以说,经济体制是影响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
二、关于我国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照苏联的情况,我国在科技与经济结合方面存在的问题,同苏联有某些类似之处,即大量的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新技术应用率低,推广面窄。我国每年创造科技成果达1万多项,但是,得到应用的仅占20~3d%,能及时用于生产的就更少,不过10%左右。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虽然较高,但基本上是依靠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达到的。相对而言,科技进步因素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这反映了我们尚未能摆脱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投入多产出少的经济发展道路。据国外有关学者计算,在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因素,而且甚至还超过所有其他因素所起作用的总和,达到70~90%。这表明,科学技术,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诸因素中的主要因素,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决定性的力量。正如钱学森同志所说:“谁掌握了科技进步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制高点,谁就可以在以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鉴于苏联的教训,为使我国科学技术与经济紧密结合,以科技振兴经济,促进经济发展,逐步走上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拟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一)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如上所述,经济体制是影响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为了排除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主要障碍,必须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关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已取得了举一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方面还远不如人意。这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尚待进一步深化。结合我国经济当前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主要内容这一情况,今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在人民群众承受能力的范围内,在宏观计划的引导下,以市场取向为方向,增强竞争机制的作用j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企业积极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努力降低能源和材料的消耗,提高质量和经济效益。
市场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要使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市场。除了商品市场外,还应建立资金、劳动力、技术和信息等市场。
随着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作用的增强,企业渴求新技术、占领市场的愿望反过来必然又会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形成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互相促进辩证发展的良性循环,使国民经济真正走上以内涵为主的发展道路。
(二)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生产相结合
迄今,我国在科技管理体制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初步打破了“大锅饭”的一些弊端,但是,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促使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力量更紧密地与生产相结合。
1.实行技工贸一条龙。国家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杠杆加强干预,促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结合,形成技工贸一条龙。结合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既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可以是内资,也可以是中外合资。
(1)科研机构与有关企业在组织上实行合并,组成科研生产经营企业集团。
(2)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技术、专利作为资本,几以技术入股的形式,与企业联合,组成股份公司。
(3)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与企业形成松散的联合,在研究、开发、生产以至经营等方面进行有偿合作。科研单位和高校可为企业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代为培训科技和管理人才,企业则向前两者提供经济补偿。
2.调整投资分配,增加中试资金投入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科研、成果转化(中试)和生产三个环节‘的资金投入比例约为1:10:100,而我国则为1:0.1:100。由于中试缺乏资金,致使许多科研成果难以产业化。
为改变这一状况,似宜调整投资分配,增加科研成果转化资金投入,逐步达到发达国家三者的比例水平。
(三)加速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亚
我国传统产业技术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据世界银行198‘年对我国工业设备情况调查结果,六七十年代水平的设备仅古20%,已陈旧但堪用的设备占2写~30%,而该淘汰的竟占55~60%。因此,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特别是用高新技术进行改造,是改变高消耗低效率、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重大战略措施。微电子科学技术既是改造传统产业的基础,又是发展高新技术的基础。我们要在大力发展微电子科学技术及其产业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工业生产水平,并逐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经济上的差距。在农业上则要侧重发展生物工程。
为了鼓励企业采用高新技术,进行技术改造,国家应实行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1)对采用高新技术的企业在财政、税收、信贷、工赞以至人才流动上实行优惠政策。
(2)提高技术改造资金额度。西方有竞争力哟企业总是为技术改造分配充足的资金,一般占产品销售总额的2~3%,有的甚至达10%以上。然而,我国很多企业连提1%的技术改造资金也难以做到。此外,由于某些企业领导的短期行为,即使这点有限资金,:也没有完全用在技术改造上。为此,应提高技术改造资金额度,同时,娜强财政监督和完善改革措施,堵塞产生短期行为的漏洞。
(3)提高折旧率。目前,企业折旧率定为5.3拓。按此推算,折旧;周翔将近30年,大大低于世界先进水平4~5年的折旧周期。提高折旧率不仅利于企业技术改造,而且还可以把加速折旧淘汰下来的设备有偿转让给乡镇企业,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解决农业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以加速农村经济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苏联国民经济发展70年》,1988。
[2]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80年代的苏联经济:问题和前景》,1983。
[3]马利芙基等,《苏联科技潜力比较分析》,1990。
[4]马利茨基等,《时苏联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比较评价》,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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