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俄国史学界对古罗斯文明的研究-凯发总代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些俄国史学家综合运用社会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试图构建古罗斯社会的全貌。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 и. я. 弗罗亚诺夫与 ю. 德沃尔尼琴科 1988 年出版的《古罗斯城邦》[1]一书。他们认为，9—13 世纪在罗斯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形成了许多以农业为基础、以城市公社为核心的“城邦”( 城市国家 города-государства) 。该书对苏联史学界关于古罗斯是早期封建国家的传统论断提出了挑战，虽然这一观点当时曾受到批判，但其全面研究古罗斯社会面貌的社会学方法和认为古罗斯是城邦国家的提法，近年来还是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甚至形成了俄国中世纪史的一个史学流派——弗罗亚诺夫学派。[2]该学派代表人物如 и. я. 弗罗亚诺夫、ю. 德沃尔尼琴科、в. в. 普扎诺夫，至今活跃于俄国学术界，发表了许多关于古罗斯的著作和文章。

　　随着文明史观在俄国史学界的复兴，近年俄国出版的世界通史和俄国通史著作纷纷强调文明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作用。[3]文明史观以文明类型作为基本研究单位，承认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承认不同文明的多元性和共存性。这些著作将古罗斯视为俄罗斯文明的一个阶段，将其放入世界中 古史的大历史范畴中加以考察。[4]在继承沙俄时期史学家和苏联史学家对古罗斯史研究的基础上，当代俄国学者着力以文明史的新视角来认识古罗斯。从 2004 年至 2010 年，历史学副博士、奥伦堡国立大学历史教研室副教授 а. н. 波利亚科夫，在俄国《奥伦堡大学学报》和《历史问题》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古罗斯文明的文章，提出了农业社会的三种基本文明类型，阐释了古罗斯文明的形成、社会制度的主要特点、政治制度的基础、文明发展的阶段、社会结构与流动性等重要问题。[5]

一、农业社会的基本文明类型

　　а. н. 波利亚科夫抛弃了苏联时期以五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对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以农业社会的基本概念取代封建社会的基本概念。他强调社会核心阶层的作用，认为社会核心阶层能够在整个社会造就主流的生活方式，并造就其外部风貌——城市和雄伟的建筑，以及内部风貌——丰富的奢侈品。这个核心阶层在社会中地位特殊，它有权决定一个人的归属，并将其从必要的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文明的类型就在于揭示这一社会核心内部所存在的各种关系，文明之社会关系的基础则表现在经济—文化方式之中。在此基础上，波利亚科夫以土地占有制形式、社会核心阶层及其价值观为标准，把农业社会分为三种基本文明类型: 城邦类型 ( полисный) 、世袭领地类型( вотчинный) 和封建制类型( феодальный) 。[6]

　　第一种，城邦[7]类型。城邦类型的基础是城市公社对土地的最高权利。为了占有土地，土地占有者必须成为城邦公社的成员。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城邦类型必须培植爱国精神、团结一致和对自由的感情。这种文明类型创造出了比较辉煌的物质和文化成就。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商品经济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也应属于农业社会的范畴。不过，希腊诸城邦的幅员过于狭小，最后为亚历山大帝国所灭亡; 罗马帝国最初也是由城邦发展起来的，它实际上是亚历山大帝国的继续。

　　第二种，世袭领地类型。这种文明类型的前提是必须只有一个对土地拥有全权的所有者。这个所有者就是君主，由他给其他土地占有者分配土地，并以迫使他们服军役和其他役务为条件。它的政治基础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它的价值观是执行能力、忠心和讨好。由于能够集中控制全国的人力和物力，它创造了当时世界上高度辉煌的物质和文化成就。世袭领地类型实际上可以称为土地国有制( 或者土地王有制) 类型。这种类型的国家后来也产生了土地私有制，但私有制发展不充分， 权力( 政权) 总是大于私有制。

　　第三种，封建制类型。封建制类型建立在土地占有者之间的等级关系基础上，对土地的最高权利属于土地占有者本人，而土地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则建立在附庸制度的基础上，即在一个土地占有者的权利之上还有另一个权利更大的土地占有者，而在他们之上还有第三个，等等。对于封建制类型的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价值观是忠诚，无论是从封臣对封主一方来看，还是从封主对封臣一方来看都是如此。封建制类型以中世纪西欧为代表。与土地国有制类型相比，这种封建制类型创造的物质和文化财富要落后许多。但它继承了西欧古典时期的私有制和商品市场经济的传统，并在 此基础上创造了城市自治、议会制度和司法陪审制度，从而为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二、古罗斯文明的形成

　　文明一般被理解为一个具有发达工艺、经济专门化、生产奢侈品、社会分层、城市、国家和宏伟建筑等特征的社会体系，其中每个特征都意味着在人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

　　文明最重要的标志是城市的出现，城市的出现实际上也确定了古罗斯文明产生的时间。对古罗斯城市的系统考古研究开始于苏联时期，苏联学者最先将古罗斯城市看做手工业和商业中心。б. д.格列科夫说: “城市是一个居民点，在那里集中了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业的工商业居民。”[8]他们认为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是手工业与农业相分离。м. н. 季霍米罗夫认为，城市工商区的出现是城市产生的证明，这是手工业发展的结果。[9]苏联城市考古学也证明，在城市中还存在着显贵府邸、教堂、行政管理遗迹( 印章和蜡封) 、金石铭文等。他们的共同结论是: 城市是其周边军事、行政管理、文化和祭祀的中心。

　　当今一些俄国学者认为，城市应当被看做新社会关系和新居住环境出现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是古罗斯文明的核心。古罗斯城市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是出现了庭院建筑，庭院的出现是继承权从氏族走向家庭的结果。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存在着规划了的公共街道工程，它甚至比庭院更重要，因为它表明区域的“文明化”。此外，意味着对私有权进行保护的城堡和器物铭文的发现，也证明了城市的产生，而偷盗行为只能出现在氏族制度遭到破坏以后。庭院、道路、城堡和器物铭文出现的时间表明，东斯拉夫人城市文明的建立主要是在 10 世纪。[10]

　　古罗斯城市文明的形成是东斯拉夫人社会不断发展的结果。其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就是东斯拉夫人参与了当时的国际商贸活动。克柳切夫斯基认为，自远古以来沿着第涅伯河就有着生机勃勃的商业活动，推动这一活动的正是希腊人。占据着第涅伯河流域的东斯拉夫部落也渐渐深入到这个活动之中，“从那时起，皮货、蜂蜜和蜂蜡成为罗斯输出的主要项目”[11]; 同时，还有第四种主要商品，这就是活的商品——男女奴隶( 为转卖而买来的，或者对相邻民族进行军事远征时抓获的俘虏) 。商业活跃的结果使古罗斯商业城市兴起，如基辅、切尔尼戈夫、斯摩棱斯克、柳别奇、大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波洛茨克、维杰布斯克、罗斯托夫。它们大都或者以链形直接延伸在第涅伯—沃尔霍夫河这一线的主要水道上，或者距这条水道不远，只有罗斯托夫( 在伏尔加河上游地区) 远远靠近东方。这些城市是周围地区的商业中心，然后变成据点。在以适当的形式巩固起来并建立军事组织以防外来入侵之后，这些城市就使周围地区逐渐依附于自己，并以这种形式在罗斯建立起第一期政治形成物——城市领区。这类城市不一定起源于一个部落，或者说并非与部落的地域分布完全一致。一个部落地域内产生两个大城市，这个部落就分成两个领区; 一个部落不积极参与商贸活动，也未建立特别地区，这个部落就进入到别的部落的城市领区。例如，基辅领区，或者说波里安人的领区，还在 9 世纪就使所有德列夫里安人加入进来; 诺夫哥罗德领区，由伊尔门湖斯拉夫人和部分克里维奇人组成; 斯摩棱斯克领区，由一部分克里维奇人和拉季米奇人的邻近部分组成。总之，在罗斯历史之初，部落区分对城市而言不具有本质作用，并在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中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但是，仅仅商业的活跃和发展是不能产生罗斯城市文明的，农业的发展和社会分层才是罗斯城市文明产生的前提。根据考古发掘资料，东斯拉夫人农业的变化开始于 9 世纪，实际上这与黑麦的种植( 秋种黑麦) 有关。农作物中黑麦种植的变化正好与古罗斯文明发展进程相吻合，这更多的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进程。黑麦的种植使罗斯有了稳定的农业收成，土地耕作制度向休耕制、二圃制和三圃制发展。与此同时，城市的数量也在增加，意味着一部分人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些城市的农民逐步变成了土地占有者。秋种黑麦使得土地不仅能养活农民和土地占有者，而且能养活手工业者、艺术家、建筑师、形形色色的仆人、流浪艺人等，这些人使土地占有者的生活更加精彩和美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古罗斯文明是靠黑麦成长起来的: 黑麦—母亲养活了罗斯—母亲。[12]

三、古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

　　十月革命前，以沙俄时期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为代表，把古罗斯理解为“第涅伯河的、城市的、商业的罗斯”[13]。他认为，在 8—13 世纪，罗斯在政治上分成各个独立的地区，每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都逐渐形成一个大的商业城市。这些商业大城市起先是罗斯政治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后来虽遇到外来王公的竞争，但仍未失去其重要意义。这个时期经济生活的主要状况是对外通商，以及由此引起的林业、狩猎业和采蜜业( 森林采蜜业) 的发展。因此，对外贸易是古罗斯文明的主要社会经济基础和发展动力。

　　十月革命后，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起，把古罗斯社会看做封建社会(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 的态度开始占统治地位。这主要源于苏联科学院院士 б. д. 格列科夫的著作，他是公认的古罗斯问题的权威，其观点可以简单归纳为“封建的、农业的罗斯”。б. д. 格列科夫写道，“我们把古罗斯国家理解为一个大的早期封建国家，其产生是诺夫哥罗德罗斯与基辅罗斯联合的结果。”[14]他认为，农业的发展是罗斯国家封建制度建立的重要基础，农业也是对外征战贸易的基础。古罗斯于是开始被认为是这样一个国家: 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在那里进行统治，剥削着失去土地的封建—依附农民。简言之，苏联史学家站在五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基础上，把古罗斯社会归入封建社会，把古罗斯国家理解为位于东欧平原的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早期封建国家。

　　不过，苏联史学界在这方面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争论的问题不仅有古罗斯封建制度产生的途径、特点以及它开始的时间，还有从整体上确定其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例如，科学院院士 л. в. 切列普宁就提出了所谓“国家封建主义”的概念。按照他的看法，封建关系在基辅罗斯的产生与国家上层( 王公) 对土地占有的出现有关，此种情形在 10—11 世纪上半叶占优势( 王公“巡行索贡”) ，他将此称为“国家封建主义”。而世袭领地占有制——这是苏联史学界理解封建制度的基础——只是从 11 世纪下半期才发展起来( 以《罗斯法典》颁布为标志) 。[15]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倾向于认为，古罗斯社会不是封建制而是奴隶制社会，在形成封建制度之前，它经过了奴隶制发展阶段。

　　当今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在古罗斯确实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生产关系——奴隶占有制，各种雇佣方式，纳贡，以及苏联史学家发现的农奴制，但若认为其中任何一种占据优势，都不大具有说服力。理论上要求在整个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发展阶段连续不断的更替，这仅仅是人们的理想。人类世界在文化上和时间上表现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是如此丰富，要使其达到一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跳出关于古罗斯封建主义争论的理论苑囿，当今俄国学者倾向于以文明进程多样化的视角看待古罗斯社会。а. н. 波利亚科夫认为，古罗斯的社会经济类型建立在城市公社对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的基础之上。经济体系的核心是土地集体( 亲兵队) 占有，权利平等。并且亲兵队既可以由来自氏族的堂表兄弟或其他层次的亲属关系组成，也可以由结义兄弟或简单的伙伴关系组成。对于基辅罗斯的一个自由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在这个集体内部的关系如何发展，他是如何被集体所接受的，他在集体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古罗斯的生产组织掌握在能用一个系统把亲属、伙伴和邻居之间交织的关系联合到一起的核心阶层手上。生产的产品不仅进入土地占有者和直接使用者的餐桌，还要进入亲兵队的“公共宴席”中——即进入城邦公社的成员那里。

　　而作为一种文明的古罗斯是在多神教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多神教价值观在接受基督教( 988年) 以后也并没有消失。古罗斯的居民不仅在 11 世纪或 12 世纪末，即使在 13 世纪甚至 14 世纪都继续遵循多神教的传统。古罗斯社会的价值观是爱国精神、自由、兄弟情义( 互相帮助) ，这完全适合 其相应的经济类型。由此波利亚科夫断言，在古罗斯形成了城邦制类型的文明。[16]

四、古罗斯的政治制度

　　关于古罗斯的政治制度有多种说法，俄国史学界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目前存在着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观点把罗斯看成是一个公国，起初是统一的，后来分裂为许多小公国。第二种观点认为，罗斯乃是东斯拉夫诸部落或者城市的联合。

　　第一种观点在 19 世纪前半期占统治地位。н. м. 卡拉姆津独特地将俄国历史看做专制制度的历史来书写。按照这一模式，罗斯国家产生于留立克到诺夫哥罗德当君主时。罗斯成为大公的财产，因而他能够把城乡按其意愿进行分配，一部分土地为“国君”自己保留，并通过自己的地方长官来管理; 另一部分土地则分配给瓦良格亲兵占有。这一制度常为从前保留下来的自由权所抵制。城市居民可以在最重要或者最危险的情况下聚集到维彻( 维彻是一切有全权的市民开会议决之处) 中并通过决议。在智者雅罗斯拉夫死后，罗斯分裂为许多封邑公国，产生了早期的内讧。这时在政体上两种对立的方式结合到一起: 独裁和自由。卡拉姆津写道，留立克时代的规矩并没有被取代，在各地，如诺夫哥罗德，王公进行审判、处罚，由他宣战、缔结和约、征收贡赋。但首都市民们利用自由的 维彻，时常在一些最重要的事情上阻止王公，向王公提出开会协商的要求，有时还作为最高立法者决定王公本人的命运。[17]

　　с. м. 索洛维约夫的著作把古罗斯的政治制度描述为特殊的形式。与他的前辈一样，他认为罗斯是一个公国，但国家的业主不是王公一人，而是整个王公氏族。他写道，“各地相互之间完全独立，并且完全独立于基辅，同时各地的土地由于王公氏族关系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环节，由此王公们认为所有土地都是自己的世袭领地，是自己整个氏族不可分割的地产。”[18]王公和城乡在他看来是平行的政治结构。罗斯一方面是属于留立克氏族的公国，同时还是一些与王公氏族本身相关的许多城乡 的总和。

　　第二种观点在 19 世纪后半期传播开来。它的支持者有 н. и. 科斯托马罗夫、克柳切夫斯基、с. ф. 普拉托诺夫等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认为东斯拉夫人的第一期政治形成物是城市领区，他将其理解为由城市管理的商业区，并将城市领区产生的时间归到 9 世纪中期。在 9 世纪末和 10 世纪形成第二期政治形成物——瓦良格公国。瓦良格人作为“雇佣军”被请来后在一些中心区夺取了政权。瓦良格亲兵队的领袖——酋长成了公国的首脑。克柳切夫斯基列举出了一些这样的公国: 在诺夫哥罗德的留立克，在白湖的西纽斯，在伊兹波尔斯克的特鲁沃尔，在基辅的阿斯克里德，在图罗夫的图尔，在波罗茨克的洛哥沃罗德。然后，他从瓦良格公国和城市领区的结合中引申出第三期政治形成物——基辅大公国，而基辅大公国是罗斯国家的真正开端。基辅罗斯各部分之间的主要联系在于公国的行政部门与军政长官，在于贡赋和税收。王公们单独控制着罗斯，如智者雅罗斯拉夫，但更经常是分享权力。随着王公氏族的扩大，其分支彼此分散开来，并较稳定地常住在自己的公国中。结果随着王公氏族的离散，罗斯重新分裂成一些城市领区，王公们在那里具有政治偶然性，而权力落到了城市维彻手中。[19]

　　苏联主要史学家关于古罗斯国家政治制度的描述相当接近 н. м. 卡拉姆津的观点，尽管他们称卡拉姆津是专制制度的辩护士并否认他的观点。苏联史学家的主流观点认为古罗斯国家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及其发展，实际上与卡拉姆津的观点一样，也是“君主制”，只不过在前边加上了“封建”的定语。

　　研究者集中关注王公是很正常的，因为基辅罗斯政治制度的中心人物就是王公。18—19 世纪的历史学家把古罗斯王公视为像俄国沙皇一样的专制君主。但是，即使卡拉姆津也不得不承认，王公是与亲兵代表组成的上层会议和聚集在维彻中的民众分享权力的，而在军事行动中，他的权力又受到贪财士兵的制约。王公拥有很大的权力，可进行司法审判、率领军队、领导行政，但是要符合城市公社的利益，并在公社规定的限度内。不仅用法律对王公权力加以限制，用特别机构监督王公的活动，在必要时还可召开维彻。

　　波利亚科夫认为，要给这样的国家类型一个命名，那么“城邦君主制”或“维彻君主制”能最准确地反映它的内涵: 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是君主制，在内容上是王公权力受到维彻的制约。作为政治整体，古罗斯国家很像是一个帝国，一个巨大的、超民族的、以王公为首并以军事力量为支柱的国家。马克思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把罗斯称作“留立克帝国”。如果考察王公在古罗斯社会的真正地位，那么比较正确的说法是: 对外——古罗斯国家是基辅帝国，这是欧洲的一个大国，它富足繁荣，有着许多带有耀眼的金色圆顶建筑物的城市，还有珍视自由、喜欢快乐、信仰新旧上帝的人民; 对内——这是一个由一些半独立区域组成的政治形成物，它由同一个家族的王公们进行管理，而真正的权力属于首都的城市公社。[20]

五、古罗斯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性

　　与经济类型、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一样，社会各阶层及其流动性是确定一个社会特点的最重要指标之一。研究社会结构和各阶层的流动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社会的整体生活。社会学家通常把社会流动性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 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移动) 。

　　а. н. 波利亚科夫对古罗斯的社会结构及其流动性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古罗斯的社会结构由四个带有封闭性特征的主要阶层构成: 王公、大小波雅尔( бояры и болярцы) 、显贵( “好人”与市民) 和农村人( 斯美尔德) 。在他们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经济集团和职业，允许相对的纵向流 动，但整体上仍然封闭在各自阶层内。这样的人还有管家、亲兵、商人、手艺人、债农、仆从及其他人。当其不能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时，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将变成“被逐出习惯生活的人”——游民。可以将王公、波雅尔和部分显贵( 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地位) 视作古罗斯的社会核心阶层。在社会结构之外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属于奴隶范畴的居民。[21]其中，社会核心阶层的基础是亲兵队( 城市公社) ，而进入公社的有波雅尔、侍卫队和管家。公社中富有的成员被称为显贵。公务人员有十人长、百人长、千人长和里长，他们一起被称为“城市长老”或“长者”。城市公社由王公统领。[22]

　　有关古罗斯社会内部横向流动的观念实际上早已确立下来，虽然并没有使用“横向流动”这一术语。19 世纪中期历史学家已经提出了基辅时期存在着经常和普遍迁徙的思想，并将这些不停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候鸟迁飞”确定为“殖民活动”。索洛维约夫认为殖民活动是影响俄国历史进程最重要的因素之一。[23]克柳切夫斯基称殖民活动是俄国历史的主要事件，他写道，“俄国历史是国家进行殖民活动的历史”。除了殖民活动，在罗斯还存在着另一种与各种社会地位的人的“职业”活动相关的横向迁移，它表现为地理上的移动——在保留原有社会地位的情况下，居民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王公从一地迁到另一地，从一处移到另一处，具有政治偶然性，紧跟其后的是鱼贯前行的亲兵队，他们也像王公一样，成为俄罗斯大地的候鸟。[24]大量的居民朝着两个方向——西南方和东北方移动。支持这一观点的有 д. и. 伊洛瓦伊斯基，关于“农村居民的流动性”他说道，“他们总是准备……留下自己不结实的住宅并搬到别的更合适的土地上去”[25]。м. н. 波克罗夫斯基则持一种矛盾的立场，在一篇文章中他限定了迁徙的规模; 但在另一篇文章中则相反地写道: “当时俄国的居民经常从一地迁到另一地。孙子很少死在爷爷出生之地。”[26]

　　王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在古罗斯历史上是不争的事实。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一生在斯摩棱斯克、切尔尼科夫、别列亚斯拉夫和基辅当过王公; 除此之外，他由于各种原因还在罗斯托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克、图罗夫、诺夫哥罗德、波洛茨克、明斯克及其他城市生活过。据其本人承认，他一生进行了 83 次大的迁徙。[27]

　　比较复杂的是王公的随从——波雅尔。众所周知，波雅尔可以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王公投奔另一个王公。克柳切夫斯基注意到，编年史中提到的总共 150 个亲兵队成员名字中，首先是波雅尔。“亲兵队员在他所服役的父辈王公死后仍留下为其子辈服役的，不多于六种情况; 而亲兵队员在王公更替时留在原地服役的也不多于六种情况”[28]。然而当波雅尔与其被打败的王公一起离开时，便很自然地失去了自己的财产。1150 年，伊兹亚斯拉夫·姆斯季斯拉维奇向自己的基辅亲兵队许诺，将还给他们离开基辅后失去的领地和村庄。[29]当然，波雅尔的迁徙也并非总是那么频繁，并不是一个城市的所有波雅尔都加入王公亲兵队，也不是加入亲兵队的所有人都与王公一起离开自己的城市。每次从城里离开到另一个城去的只是小部分地方波雅尔，可能甚至是极少数几个人，但 总计下来，最终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从自己的城市去过另外的城市，为了“捞取良机和官级”，或是为了表示与自己尊敬的王公团结一致。难怪克柳切夫斯基将波雅尔和亲兵队称为古罗斯“迁徙的候鸟”。

　　总之，以克柳切夫斯基为代表的沙俄时期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东斯拉夫人的主要经济不是农业而是商业和贸易。罗斯衰弱的农业也需要不断迁徙。王公继位的“顺序制”导致王公不断从一处前往另一处，而波雅尔和亲兵随之一起迁徙。应当承认，地理上的横向流动对古罗斯社会是极为重要的: 王公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与之相关便有波雅尔的迁徙，商人、僧侣、香客、流浪艺 人、建筑师的游历。

　　了解迁徙人群的社会地位是否改变应该更为重要。对古罗斯社会纵向流动性的评价，学者们则有实质性的意见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古罗斯社会各阶层纵向流动性非常高，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非常低。

　　赞同第一种观点的有 с. м. 索洛维约夫、д. и. 伊洛瓦伊斯基、н. а. 罗日科夫等人。其观点是，罗斯不仅存在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迁徙，而且还有“从凡人到王公”的飞黄腾达。索洛维约夫认为，王公的亲兵与人民之间没有鸿沟，因为王公招揽各种各样的勇士到身边，不论他是什么出身。伊洛瓦伊斯基认为，古罗斯社会阶层处于动荡时期，并没有在众所周知的范围内固化下来。军事阶层——侍卫队——既招纳地方斯拉夫人侍卫，也从异族人中吸纳军事人才。它没有封闭的特点: “不少普通人，特别是参加过战斗的人，已经不再丢下武器，而是加入到侍卫队的行列中。”[30]н. а. 罗日科夫确信，三个主要的社会群体——侍卫队，留季( 自由人) ，斯美尔德——相互间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的区别。罗日科夫看到了古罗斯社会结构的独特性: 所有阶层享有完全的司法权，存在着从一种社会地位自由转变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实际机会。[31]

　　第二种观点产生于苏联时期。研究诺夫哥罗德末期的 в. н. 别尔纳茨基得出的结论认为，最大的诺夫哥罗德大贵族在 15 世纪是封闭的世袭执政的上层人物。в. л. 亚宁在确定诺夫哥罗德大贵族是贵族政治种姓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32]亚宁认为，诺夫哥罗德的大贵族种姓是地方世袭显贵的衍生物。第二种观点在近年还有所发展，一些历史学家甚至提出了古罗斯社会总体上具有种姓性质的观点。[33]例如 л. р. 普罗佐罗夫认为，基辅罗斯在多神教时代形成了种姓社会，他认为“世系”(род 或译为“出身”) 是与印度的“瓦尔纳”和葡萄牙语“卡斯特”相似的斯拉夫词汇。在古罗斯，像古代印度一样，形成了四个主要的种姓: 祭司( 术士) ，军人，村社农民( 物质财富生产者) 和奴隶。他们之间互不相往，每个种姓有其自己的宗教保护神，自己合适的工作和颜色象征。

　　这样，俄国历史学家们从将罗斯理解为“有平等机会的社会”出发，到提出部分社会阶层的封闭性，最后到古罗斯社会完全缺乏纵向流动的观点，差异甚大。看来，古罗斯社会的纵向流动性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在波利亚科夫看来，古罗斯存在着高度的社会横向流动性和低度的社会纵向流动性，他认为这是古罗斯文明的一个特点。

六、古罗斯文明的发展

　　国内外史学界通常都把古罗斯国家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国家统一时期，从 9 世纪到 11 世纪中期，认为这是古罗斯国家的形成和繁荣时期。第二阶段为分裂时期，从 11 世纪中期到13 世纪 30 年代蒙古人入侵，认为这是古罗斯国家的衰落和解体时期。与上述观点不同，近年来俄国学者从文明史观的角度提出，第二阶段是古罗斯文明的发展阶段。

　　统一与分裂两个阶段的传统断限多定为 1054 年“雅罗斯拉夫协议”( 指雅罗斯拉夫临死时把国家分给他的儿子们) ，也有定为柳别奇会议( 1097 年) 的，还有定为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之子姆斯 季斯拉夫之死( 1132 年) 的。分裂时期，通常也被称为封邑时期。史料中从 14 世纪才开始提到封邑，远比上述期限晚得多。封邑最初的含义是父亲将遗产分给儿子们。[34]

　　н. м 卡拉姆津将封邑时期定为 1054 年“雅罗斯拉夫协议”。按他的观点，雅罗斯拉夫把罗斯分成四个部分，随后“每一部分又分裂为特别的封邑”[35]。с. м. 索洛维约夫则没有理会这种分裂，他认为“罗斯国家就像王公家族一样保持着自己的统一”[36]。в. о.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罗斯国家没有分裂成相互间完全孤立的部分……而是各种关系把各部分联合为一个整体; 只是这些联系并非政治的，而是家族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宗教道德的联系，不是统一的国家，但开始了国土和民族的统一。”[37]苏联学者大都将 12—13 世纪的罗斯描述为相互敌对的诸多小公国。и. я. 弗罗亚诺夫则认为，罗斯分裂的结果不是形成了一些封建公国，而是形成了一系列城邦( 城市国家) 。

　　尽管观点各有不同，不过克柳切夫斯基注意到，“一些人和历史学家都对这时的罗斯带有一种特殊的赞许，对这一时期研究得出混乱状态的印象感到意外”。“这时的罗斯没有培养出稳固的能够承受外部打击的政治制度，但是不同派别的学者都倾向用明亮的色彩来描绘基辅罗斯的生活”[38]。这一时期的建筑和文学就是明证。基辅的索菲亚大教堂( 1036 年) ，涅尔利河口的圣母教堂( 1165年) ，弗拉基米尔的德米特里大教堂上的白石雕刻( 1194—1197 年) ，编年史《往年纪事》( 12 世纪初) ，文学作品《伊戈尔远征记》( 12 世纪末) ——都是 11—13 世纪罗斯最鲜明的标志。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 11—13 世纪前 30 年的古罗斯，很容易发现，直到蒙古人入侵之前，古罗斯社会并未经历长时期的衰落。不但如此，其发展的高峰、真正的繁荣、有最多艺术珍品的时期，恰是在 12 世纪 70 年代至 13 世纪 30 年代，而这正是所谓分裂最盛的时期。

　　古罗斯文明是在发展高潮时突然遭受蒙古人入侵的。直到拔都来犯前，罗斯的城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空前增长。如果说在 11 世纪已知的有 20—25 个城市类型的居民点，那么在 12 世纪中期则有大约 70 个城市，而到 13 世纪中期以前最低限度也有 150 个城市。[39]考古发掘证明了基辅的蓬勃发展。12 世纪城市地域继续扩展，修建新的防御工事，基辅手艺人的产品散布到全罗斯。12 世纪30 年代末，手工业产品的种类急剧扩大，并在各生产领域开始普遍专门化，行业数量在某些城市林林总总数以百计。这一时期，古罗斯的社会核心阶层积极参与到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之中。王公亲 自率领队伍出征，而波雅尔认为为国牺牲是自己的最高荣誉。可以证明，古罗斯文明直到蒙古人入侵前都处在上升发展的阶段。

　　古罗斯并未一步步衰落，无论是“雅罗斯拉夫协议”、柳别奇会议还是姆斯季斯拉夫之死，其实都并没有将罗斯历史分成不同的两段。罗斯国土自古以来由自治的城市领区组成，每个领区的中心是这样一些城市公社: 基辅、诺夫哥罗德、波洛茨克、斯摩棱斯克、罗斯托夫、梁赞、切尔尼戈夫等; 还有一些城镇归其管辖，称之为市辖城镇。拉夫连季编年史 1176 年条下记载的一段话，被人们视为经典: “诺夫哥罗德人、斯摩棱斯克人和波洛茨克人自古以来便认为一切权力归维彻( 市民大会) ，在维彻讨论和议决一切。”[40]历史学家对“自古以来”一词的理解各不相同，因为关于上述时代他们各有其特殊的表述，但无论怎样，从这一条目记载应该可以看出，12 世纪的罗斯在政治领域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

　　与所有的城邦文明一样，一些地区具有相对的政治独立性，这是古罗斯文明的自然现象，原因在于公社本来地域有限，这与其直接民主制的特点有关。公社要做出任何决定，必须由全体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参加大会。这样，公民不能太多，否则他们没法同时出席，此外，如果参与大会的人太多，也无法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任何决定。亚里士多德在谈及城邦范围有限的必要性时，指出了一个原因: 为了公正地做出决定和庄重地分配义务，公民间必须相互认识。

　　古罗斯国家如同家族一样组织得甚为简单: 基辅作为宗主公社派生出了一些其他的公社，但它本身只是所有王公家族中的一个。对王公来说，罗斯国家和家族的安康是他们应负的责任，因为二者是一回事。众所周知，波雅尔是不能成为王公的，因为王公的地位只能按其出身享有。882 年，奥列格正是因此指责阿斯科里德和季尔，说他们是波雅尔出身却占据了基辅的王位: “你们不是王公家族的王公，却继承了王公之位”[41]。亲族关系对那个时代的人们具有重要意义。以家族形式建立的罗斯国家，随着家族而发展和散开，越来越远，越来越多，创建了全新的城市和地区，但同时保持其“家族”的统一。12—13 世纪基辅罗斯有统一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经济结构，同一个王公家族，统一的教会组织和共同的法律。《罗斯法典》适用于所有的城市领区，直接而明确地约定它们的法定自治权。

　　给人以分裂印象的是编年史中最著名的政治现象——王公内讧。索洛维约夫统计说: “如果我们计算 1055—1228 年期间发生内讧的年份和未发生内讧的年份，那么前一种情况有 80 年，后一种情况有 93 年”，即“内讧几乎隔年就发生”，而且其中有些内讧发生“持续 12 年和 17 年”[42]。内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争夺基辅大公之位; 第二，占据和扩张更多的领区。

　　对于“雅罗斯拉夫协议”，史学家们认识不一。一些学者认为它没有给王公继承制度带来任何新的东西，另一些史学家则认为它具有确立继承原则的意义。克柳切夫斯基认为，从它开始有了顺序制的雏形，从这时起，王公们必须根据王公家族长序确定的顺序从一个地区迁往另一个地区。[43]按照科特利亚尔的观点，从“雅罗斯拉夫协议”中可以直接得出王公谱系的原则。[44]但是 а. н. 波利亚科夫则认为，这只是一般的王公职位分配，在 970 年斯维亚托斯拉夫统治时就已经可以看到，并在此后多次重复。基辅大公的继承制度建立在“长子继承”的基础上，有世代相传的王公关系的总体原则(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这里有氏族制度的根源，而并非政权所创建。遇到王位继承或地区的继承问题，王公们首先会参照当时的习俗，或是寻求先例。如果这还是没用，就交由“神意裁判”，即谁个有权，谁个有罪，交战结果自会说明。对地盘的争夺可能在雅罗斯拉夫死后激烈起来，但这只是由于一 系列具体原因，而完全不能说是因为雅罗斯拉夫协议这一切才会发生。[45]当然，王公内讧没有城市公社的参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城市公社只对王公提供后勤支援。维彻决定公社是否提供这一支援，如果提供，提供到什么程度，或者不能一直提供，或者不愿提供。

　　内讧实际上只是使确定王公家族长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尔后任何王公都可能定长序，只要他有足够的实力，他的年龄或辈分或其他方面都不重要。换句话说，王公长序的最主要条件在于王公的军事实力和个人权威，并足以使其长序地位得到其他王公和基辅城市公社承认。这样，基辅人对 觊觎者的好恶便开始在基辅大公职位的夺取中发挥最大作用。

　　有别于索洛维约夫，а. н. 波利亚科夫对内讧的年代提出了另一种统计方法。11 世纪第一次大规模内讧( 1015—1025 年) 与12 世纪的长期叛乱时期( 1146—1180 年) 之间，有121 年相对和平的时期，这时对基辅的争夺没有导致其毁灭。后来，长期持续、间有中断( 有一次达 7 年) 的 34 年内讧时期，为基辅一个持续22 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所替代。这样，在所有的内讧期之外，从城市建立开始到蒙古入侵以前，罗斯的首都只有两次( 1169 年和1203 年) 遭到大规模毁灭。对基辅罗斯其他大中心城市的考察中也表现出类似的统计数据。某些古罗斯城市直到蒙古开始入侵前从来没有真正中断过。这些信息更为客观地反映了古罗斯文明的发展，而且完全可以解释王公内讧其实很少影响到罗斯的总体状态。

　　总之，波利亚科夫认为，古罗斯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形成阶段(9世纪末—11世纪初) 和发展阶段( 11—13 世纪 30 年代) 。古罗斯文明还没来得及达到其发展的顶点，它在上升时期突然遭到难以抵挡的蒙古入侵，其发展进程被中断，而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全然走上了另一条道路。[46]

　　历史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总体来看，近年来俄国史学家对古罗斯史的研究有回归到沙俄时期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和苏联晚期学者 и. я. 弗罗亚诺夫等人观点的倾向，在此期间，既有继承，也有扬弃，还有发展。他们注重使用社会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等多学科方法，以新的文明史观的视角来看待古罗斯的历史。他们以土地占有制形式、社会核心阶层及其价值观为标准，既从宏观角度划分出农业社会的三种基本文明类型，把古罗斯放到世界中古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也从微观上对古罗斯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及其社会流动性等方面进行细致的分析 和研究。在对古罗斯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近年来俄国史学界以 а. н. 波利亚科夫为代表，抛弃了苏联时期认为古罗斯是早期封建国家的旧概念，提出了古罗斯是城邦国家的新概念，认为城邦制正是古罗斯迈入文明世界的方式。

　　古罗斯的城邦是沿“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这条第涅伯河大水路上的商业城市发展的结果，也是以黑麦种植为主的农业发展的结果，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表现出以农业为基础、商业为主导的性质，而对外贸易则是古罗斯城邦经济发展的活力之所在。

　　古罗斯城邦社会的主要阶层有王公、波雅尔、显贵(“好人”与市民) 和农村人(斯美尔德) ，其中，王公、波雅尔和部分显贵属于古罗斯的社会核心阶层。社会核心阶层的基础是亲兵队( 城市公社) ，城市公社由王公统领。此外，社会中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属于奴隶范畴的居民。在古罗斯的城邦社会中，各阶层内部具有较为广泛的横向流动，各阶层之间则较为封闭。古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表现为城市公社对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进入城市公社的社会核心阶层集体占有土地，并在政治上通过自由的维彻维护城市公社与王公之间的权力平衡，从而形成特殊的“城邦君主制”或“维彻君主制”。这与古希腊城邦不同，古罗斯的城邦国家是按家族形式建立的，随着家族而发展和散开，但同时保持其“家族”的统一; 它有统一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经济结构，统一的教会组织和共同的法律，尤其是由同一个家族的王公们进行管理。而古希腊的城邦则显示出多种不同的政治体制。

　　俄国史学家对古罗斯文明的研究使我们对过去比较含混的一些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视角，例如怎样看待古罗斯后期政治分裂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传统上认为，政治分裂就是倒退，政治统一就是进步，因为其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其实这并不尽然。11 世纪中期至 13 世纪初古 罗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世纪分裂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城市经济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中世纪，一个国家政治统一与否，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政治分裂在一定条件下也会造成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竞争情势。

　　［本文作者周厚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生，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曹维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张晓华)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国通史》( 六卷本) ”( 项目号 11＆zd134) 第一卷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и. я. 弗罗亚诺夫、ю. 德沃尔尼琴科: 《古罗斯城邦》( и. я. фроянов，ю. дворниченко，города-государств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列宁格勒 1988 年版。该书建立在弗罗亚诺夫对基辅罗斯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如《基辅罗斯: 社会经济史概要》( и. я. фроянов，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 очерк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列宁格勒 1974 年版) 、《基辅罗斯: 社会政治史概要》( 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 очерки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列宁格勒1980 年版) 。弗罗亚诺夫的重要著作还有《古 罗 斯: 社 会 与 政 治 斗 争 史 试 析》( и. я. фроянов，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опы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стори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ы，莫斯科 1995 年版) 、《俄国历史的起源，选集》( начало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збранное，莫斯科 2001 年版) 。

　　[2]该学派的网站为 http: / /froyanov. csu. ru/。

　　[3]俄国近年出版的通史著作，编者通常会在前言中阐明自己的方法论，特别关注文明史观的运用。如 л. и. 谢缅尼科娃的《世界文明共同体中的俄罗斯》( л. и. семенникова，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莫斯科 1996 年版) ，г. б. 波利亚克，а. н. 马尔科夫主编的《世界史》( под ред. г. б. поляка，а. н. марковой，всемирная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ник для вузов，莫斯科 1997 年版) ，а. н. 萨哈罗夫主编的《俄国史: 从远古至 18 世纪末》( под ред. а. н. сахарова，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viii века: учебник，莫斯科2005年版) 。

　　[4]如 в. 哈恰杜良的《从远古到 20 世纪末的世界文明史》( в. хачатурян，история мировых цивилизаций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x века，莫斯科 1999 年版) ，а. н. 巴哈诺夫等人著的《从远古到 20 世纪末的俄国史》( а. н. боханов，м. м.горинов，в. п. дмитренко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x века，莫斯科 2001 年版) ，а. а. 拉杜金主编的《俄国史( 世界文明中的俄罗斯) 》［а. а. радуги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 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莫斯科 2001 年版］。一些通史著作直接将古罗斯文明单列一节，放入世界文明史或中世纪史的大范畴中加以研究，如 и. я. 弗罗亚诺夫主编的《从远古到 20 世纪初的俄国史》( и. я. фрояно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от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 в. пособие для абитуриентов，圣彼得堡 1992 年版) ，该通史在基辅罗斯时期重点介绍了三个典型的古罗斯城邦: 诺夫哥罗德、加利奇—沃伦、罗斯托夫—苏兹达尔。最有意思的是《俄国史: 结束还是新的开始?》( а. ахиезер，и. клямкин，и. м. яковенко，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или новое начало? 新刊物出版社 2005 年版) 一书将俄罗斯历史视为文明成就与悲剧并存的发展过程，认为俄罗斯文明经历了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罗曼诺夫王朝、苏联、后苏联时期等五个阶段的文明选择历程，将古罗斯时期视为俄罗斯文明的初次选择，而蒙古入侵是其文明第一阶段的悲剧性结果。

　　[5]а. н. 波利亚科夫: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公社》( а. н. поляков“община как форма соци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奥伦堡大学学报》( вестник огу) 2004 年第 6 期; 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文明的形成》( а. н. поляков，“образование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历史问题》(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5 年第 3 期; 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文明: 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 а. н. поляков，“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основные черты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строя”) ，《历史问题》(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年第 9 期; 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文明与瓦良格问题》( а. н. поляков“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и варяжский вопрос”) ，《奥伦堡大学学报》( вестник огу) 2007 年第 1 期; 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文明: 政治制度的基础》( а. н. поляков，“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осно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历史问题》(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7 年第 3 期; 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城市与文明的起源》( а. н. поляков，“древнейшие русские города и начало цивилизации”) ，《奥伦堡大学学报》( вестник огу) 2007 年第 4 期; 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文明: 发展的阶段》( а. н. поляков，“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вехи развития”) ，《历史问题》(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8 年第 9 期; а. н. 波利亚 科 夫: 《古 罗 斯 文 明: 社 会 流 动 性 问 题》( а. н. поляков，“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вопрос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мобильности”) ，《历史问题》(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9 年第 9 期; 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亲兵队》( а. н. поляков，“дружина в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奥伦堡大学学报》( вестник огу) 2010 年第 2 期。

　　[6]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文明: 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历史问题》2006 年第 9 期。

　　[7]在俄语语义中，полис 通常特指欧洲古典时期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而 город-государство 则泛指古典时期之后的城市及其周边区域所形成的独立国家，直译为城市—国家，也可理解为城邦。а. н. 波利亚科夫认为城邦( 城市国家) 具有城市公社的主要特点( 公民大会和土地集体占有制) ，城市公社( городская община) 也具有城邦的意义。

　　[8]б. д. 格列科夫: 《基辅罗斯》( б. д. греков，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 ，莫斯科 1953 年版，第 98 页。

　　[9]м. н. 季霍米罗夫: 《古罗斯城市》( м. н. тихомиров，древнерусские города) ，莫斯科1956 年版，第 62 页。

　　[10]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文明的形成》，《历史问题》2005 年第 3 期。

　　[11]瓦·奥·克柳切夫斯基: 《俄国史教程》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21 页。

　　[12]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文明的形成》，《历史问题》2005 年第 3 期。

　　[13]瓦·奥·克柳切夫斯基: 《俄国史教程》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27 页。

　　[14]б. д. 格列科夫: 《基辅罗斯》，莫斯科 2004 年版，第 542 页。

　　[15]л. в. 切列普宁: 《古罗斯的社会—政治关系与罗斯法典》( л. в. черепнин，“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и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да”) ，а. п. 诺沃谢利采夫、в. т. 帕舒托、л. в. 切列普宁: 《古罗斯国家及其它的国际意义》( а. п. новосельцев，в. т. пашуто，л. в. черепнин，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е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значение) ，莫斯科1965 年版。

　　[16]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文明: 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历史问题》2006 年第 9 期。

　　[17]н. м. 卡拉姆津: 《俄罗斯国家史》( н. м. карамзин，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第 1 卷，莫斯科 1991 年版，第 10章; 第 2 卷，第 7 章。

　　[18]с. м. 索洛维约夫: 《自远古以来的俄国史》( с. м. соловье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莫斯科 2001 年版，第2 卷，第 407 页。

　　[19]в. о. 克柳切夫斯基: 《俄国史》( 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олный курс лекций в трех книгах) 第 1 卷，莫斯科1995 年版，第 115、118、123、165 页。

　　[20]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文明: 政治制度的基础》，《历史问题》2007 年第 3 期。

　　[21]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文明: 社会流动性问题》，《历史问题》2009 年第 9 期。

　　[22]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文明的形成》，《历史问题》2005 年第 3 期。

　　[23]с. м. 索洛维约夫: 《自远古以来的俄国史》第 2 卷，莫斯科 2001 年版，第 291 页。

　　[24]в. о. 克柳切夫斯基: 《俄国史》第 1 卷，莫斯科 1995 年版，第 20、171 页。

　　[25]д. и. 伊洛瓦伊斯基: 《罗斯的形成》( д. и. иловайский，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уси) ，莫斯科 2005 年版，第 567 页。

　　[26]转引自 б. д. 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斯科 2004 年版，第 96 页。

　　[27]《俄罗斯编年史全集》(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усских летописей) 第 1 卷，莫斯科 1997 年版，第 247—250 页。

　　[28]в. о. 克柳切夫斯基: 《俄国史》第 1 卷，莫斯科 1995 年版，第 171 页。

　　[29]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文明: 社会流动性问题》，《历史问题》2009 年第 9 期。

　　[30]д. и. 伊洛瓦伊斯基: 《罗斯的形成》，莫斯科 2005 年版，第 552—553、556 页。

　　[31]н. а. 罗日科夫: 《俄国历史上的城市与农村》( н. а. рожков，город и деревня в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圣彼得堡 1902 年版，第11—12 页。

　　[32]в. н. 别尔纳茨基: 《15 世纪的诺夫哥罗德与诺夫哥罗德国家》( в. н. бернадский，новгород и 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земля в xv веке)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61 年版，第 156 页; в. л. 亚宁: 《诺夫哥罗德的地方行政长官》( в. л. янин，новгородские посадники) ，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323 页。

　　[33]а. 叶利谢耶夫: 《古代罗斯: 部落与“种姓”》，转引自《罗斯与瓦良格》( а. елисеев，древние русы: народ и каста. в кн. русь и варяги) ，莫斯科 1999 年版，第 203—219 页; л. р. 普罗佐洛夫: 《多神教罗斯的上帝与种姓》( л. р. прозоров，боги и касты языческой руси) ，莫斯科 2006 年版。

　　[34]в. о. 克柳切夫斯基: 《俄国历史术语》( 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очинения) 全集第 6 卷，莫斯科1989 年版，第 99 页。

　　[35]н. м. 卡拉姆津: 《俄罗斯国家史》第 2—3 卷，莫斯科 1991 年版，第 464 页。

　　[36]с. м. 索洛维约夫: 《古罗斯史》( с. м. соловьев，об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й россии) ，莫斯科 1992 年版，第 144 页。

　　[37]в. о. 克柳切夫斯基: 《俄国史》第 1 卷，莫斯科 1995 年版，第 175—176 页。

　　[38]в. о. 克柳切夫斯基: 《俄国史》第 1 卷，莫斯科 1995 年版，第 176—177 页。

　　[39]《古罗斯: 城市、城堡、村庄》(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город，замок，село) ，莫斯科 1985 年版，第 58—61 页。

　　[40]《俄罗斯编年史全集》第 1 卷，莫斯科 1997 年版，第 377—378 页。

　　[41]《俄罗斯编年史全集》第 1 卷，莫斯科 1997 年版，第 239 页。

　　[42]с. м. 索洛维约夫: 《古罗斯史》，莫斯科 1992 年版，第 148 页。

　　[43]в. о. 克柳切夫斯基: 《俄国史》3 卷本第 1 卷，莫斯科 1995 年版，第 150—155 页。

　　[44]н. ф. 科特利亚尔: 《古罗斯国家制度》( н. ф. котляр ，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圣彼得堡 1998 年版，第 160 页。

　　[45]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文明: 发展的阶段》，《历史问题》2008 年第 9 期。

　　[46]а. н. 波利亚科夫: 《古罗斯文明: 发展的阶段》，《历史问题》2008 年第 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