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的断层，是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精神心理等方面发展不协调和不均衡的结果，也是各种不同国家、不同力量和各种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首次冲突和较量。回顾一战的沉痛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寻求维护和平的正确之道和有效方法。帝国主义确实是一战中的重要因素，但它并等于一战全部。在导致战争的诸多因素中，全民战争心理与战争情绪是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战的众多结果中，令人寻味的是，在战争造成的危机形势下东欧的俄国和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寻求：前者选择了暴力革命的方式，后者找到了阶级合作的方法。
【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全民战争心理;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张盛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7）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全球性战争，它试图通过战争手段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和国际关系危机，结果造成了巨大灾难。据统计，世界五大洲共有32个国家相继卷入了1914~1918年的战争。在14个国家的领土上发生了战事。大约有7 400万人在军队中服役。在这场四年的战争中，死亡的军人和平民共达944万人。其中，战胜国（协约国）的死亡人数是540万人，战败国（同盟国）为400万人。在交战国后方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亡的人数约达1 000万人，受伤和致残的士兵和军官为2 100万人，被俘虏的有650万人。中欧、东欧、东南欧、法国和比利时北部的中心地区遭到了破坏。因战争破坏造成的损失估计为330亿美元，相当于所有欧洲国家战前国民收入的1/10[1]。
在中外学术界，一战与二战一样都属于说不尽道不完的沉重话题。一战研究宏大而又深厚，传统的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似乎力有不逮，而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介入正在使其成为多学科的研究对象。笔者当然无力从总体上去驾驭这个庞大的研究对象，也不敢怀揣创造性阐述的非分之念，只是跟随中外学者的研究足迹，就着众多丰富的文献资料，在一战爆发100周年之际，搜索枯肠之后聊发自己的一些片断式思考。
一 一战的爆发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关于一战爆发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强调一战的长期的和深层次的原因，认为它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世界政治和经济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俄罗斯学者雅希莫维奇认为：“战争是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冲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是日益加剧的帝国主义趋势的直接后果，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么，另一种观点同样是正确的：因受民族的和世界的现实影响而在社会意识中发生的转变则为战争开辟了道路。后者是文明危机的有力表现，它就如同潘多拉盒子一样给人类带来了至今仍能感受到的许多灾难和痛苦。”[2]第二种观点认为战争爆发并非不可避免。俄罗斯学者列维亚金指出：“在谈论一战起因时，重要的是不能陷入宿命论，也就是说，不能认为国际生活或个别国家发展中的某些矛盾（作为战争起因来考察）必然要导致悲剧的产生。战前年代的历史提供了不少这样的例子：相互竞争的列强之间的冲突（直接导致它们发生武装冲突），是以双方都满意的妥协结束的（至少是就比战争更好的意思而言的）。如果单个地分析一战的各种原因，那么看来其中没有一个原因重要到值得冒全欧冲突的风险的程度（即使是各国总参谋部所认为的是短期的那样）。”[3]
笔者认为，虽然1914年7月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作为大战爆发的导火索是偶发事件，并且战争的爆发还存在着其他具体的原因，但是，从根本上说，酝酿和导致大战爆发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还是应当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去寻找。
一战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的断层，表明人类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无力以和平的正常手段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本质上讲，一战是各种不同国家、不同力量和各种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首次冲突和较量，是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精神心理等方面发展不协调和不均衡的结果。
20世纪前后，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9世纪70年代初至战前的1914年这世纪前后的近50年的时间内，人类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真正进入工业化时代。
工业化加剧了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德国和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煤和褐煤、生铁和钢三项主要产品为例，1910~1913年，德国年均产量分别为2.515亿公吨、1 482.9万公吨和1 534万公吨，而英国则为2.92亿公吨、979.2万公吨和694万公吨，法国则是3 990万公吨、466.4万公吨和409万公吨[4]。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三项重要指标方面，德国不仅远远超过了法国，而且也超过和接近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而欧洲之外的美国的发展速度更是超乎寻常。以战前的1913年为例，在制造品和所有出口产品价值方面，美国和英国之比为5.35亿美元和18.5亿美元对6.24亿美元和9.69亿美元[5]。德国和美国在20世纪初期的崛起证明列强之间经济实力平衡的脆弱性，并且预示着以英国和法国为主导的旧的国际秩序似乎难以为继。
世纪之交，经济快速发展而导致的政治社会领域内的进步也是不平衡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基本上已经实行民主的普选制。社会保险、医疗保健、义务教育等也逐步确立和发展，使人民大众感受到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真实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可以看到的是：
第一，姑且不说就全球范围而言，即便是考察欧洲大陆，民主的产生也只是限于西欧和北欧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的民主发展并非充分和完善，平等的权利也不是普遍和全面的。例如，在英国，直到1918年30岁以上的妇女才获得选举权。而在美国，妇女的选举权只是在1920年才得到最终落实。1900年，在美国2 700万工人中只有100万工人属于劳联会员，换言之，成为工会成员的只是少数人。大部分移民工人和黑人工人遭到美国工会的排斥。至于妇女，在英国和美国一样，与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工会是无缘的[6]。
第二，在一些建立了议会制的欧美国家里，它们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英国、法国和美国有着在管理国家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选议会和民主形式的政府。而德国和意大利虽然名义上也拥有议会，但是前者的权力实际上集中在首相和皇帝手上，而后者的选举权仅仅局限于富有阶层。至于俄国和奥匈帝国，沙皇和皇帝完全是专制的独裁者，杜马和议会纯粹是一种摆设。
世纪之初，欧洲和美国国内出现的进步现象并没有在对外政治和对外关系领域得到相应的表现和反映。一种令人惊异的矛盾现象是：欧洲列强政府在国内扩大民主和民权的同时，在国外却采取和实行与民主完全相悖的政策和行为。
其一是：对贫困和弱小民族的侵略和掠夺变本加厉。由于力量对比极为悬殊，欧洲列强军队在征服殖民地过程中几乎所向披靡。包括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灿烂文化的印度和埃及等古老文明的广大亚非拉地区，在欧洲殖民主义者武力下孱弱不堪。对异族相对轻松的征服，极大地强化了西方民族的优越感，并且进一步刺激和促进了西方的殖民政策和行为。
其二是：列强角逐中强权政治的理念和自我安全的政策颇为盛行。在日益激烈的海外竞争中，欧洲列强彼此怀疑和相互敌视，它们担心输掉竞争就意味着本国的衰弱甚至灭亡[7]。它们都把本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建立在削弱对手的基础上，并将其视为神圣的事业，不惜一切手段予以维护。它们都把建立和争夺殖民地特别是具有战略地位的海外地区视作维护和加强本国安全的重要手段。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已被简单地演绎为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的普遍原则而被信奉和遵从[8]。
结果就是，20世纪初期，当西欧国家内部公民社会陆续产生和发展的时候，国际社会却陷入混乱无序和相互争夺的危险状态。这种国内政策的进步和国外政策的反动所形成的巨大反差突出地反映了20世纪初期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或相互脱节的程度。
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主义精神也因工业化所导致的民族国家发展而得到了加强。伴随高度物质文明而产生的西方民族的优越感同普遍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使欧洲社会文化和心理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暴力观和战争观。正如列维亚金所说：“无疑，有关为了社会（民族的、阶级的和国家的）利益而使用暴力是正确的和合法的观点，促使欧洲列强的政府和社会舆论用军事手段解决20世纪初期国与国关系中所积累的矛盾。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革命、革命战争和民族战争经验的影响下形成的，并且到20世纪初期已经深深地融入欧洲各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中……典型的是，在1914~1918年，所有的国家都是在保卫祖国和民族解放的口号下进行战斗的。它们中谁也没有称自己参战的目的是掠夺，谈论的是‘生存空间’、‘自古以来的土地’或某种类似的东西。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它们中谁也不尊重对手的权力。”[9]总之，把战争当作解决国家问题的手段和工具，在世纪之初已经得到欧洲社会的广泛认同，它反映了欧洲社会文化精神中军国主义的狂热和沙文主义的猖獗，也为后来全民接受和参加对外战争铺平了道路。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心理方面的非均衡发展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深刻危机。除了欧美国家外，大部分民族和国家或者停留在现代化进程之外，或者处于危险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过程中。即便是少数欧美国家，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初步涉足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道路。就一国内部发展而言，建立现代政治民主制度的进程并未完结。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尚未产生诸如现在已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共同安全的基本观念，遑论建立能够有效处理国际争端和冲突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
这就是说，自19世纪晚期以来，人类在科技领域和经济领域展现了极大的创造力，然而在现实政治领域，人类智慧的发展却显得相对滞后。在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建立政治秩序、选择发展模式、确定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处理国家关系和解决国际问题等方面，人类无法找到一种符合大多数社会阶层和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凯发总代的解决方案。正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这些不平衡或矛盾现象导致人类文明进程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断层，使人类最终陷入了世界大战的泥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关一战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传统的经典定义并非不可推敲。帝国主义确实是一战中的重要因素，但它并不等于一战的全部。一战对一些参战国来说，既有争夺霸权的因素，也有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和平与自由的因素。对一些受压迫或丧失自由独立的民族来说，更有解放和恢复独立的因素。起源时有争夺领土、争夺市场和争夺霸权的帝国主义因素，但在战争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在战争后期有关战后安排的蓝图中出现了公正和平、集体安全和裁减军备等要求和主张。俄罗斯学者维诺格拉托夫对威尔逊“十四点”纲领的评价是值得一读的：“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十四点’里所阐述的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公开谈判、贸易自由、裁减军备、建立国际联盟以提供‘大小国家相互保障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这些思想不能置于‘帝国主义的’战争概念里。可以认为，一些观点——贸易自由和取消关税壁垒——为美国商品的进入开辟市场，是公开追求美国利益的；威尔逊的心爱物国际联盟在侵略者面前是软弱和无助的，但这并不能减低其观点的意义。通往联合国、通往欧洲合作与安全的欧洲论坛的直接道路是从这些思想中产生的，而贸易自由的口号在繁荣的西欧‘自由市场’中得到了体现。”[10]
在一战爆发100周年的时候，再次谈论和探讨一战问题，实际上是当今国际社会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常常陷入困境时的一种必然要求。一战已经过去100年，但是，导致战争的因素在人类社会中仍然存在，使用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现象也无法完全消除。所以，在回顾一战沉痛历史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寻求维护和平的正确之道和有效方法。
二 全民战争心理是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对20世纪初期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平衡或矛盾现象的论述，只是试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或长期原因），它并不能取代对战争爆发的具体原因（或短期原因）的分析。只有把根本原因与具体原因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和分析，才能较为清晰地揭示出一战的根源。
一战爆发原因的探讨属于老生常谈，几十年的中外学术研究基本上把战争爆发的各种原因（远因、近因、主因、次因等）都排列、梳理、审视和研究过了。归纳起来，所谓的具体原因不外乎就是：帝国扩张与大国竞争，联盟体系与秘密外交，军事战略与军备竞赛，战争心理与战争情绪，七月危机与各国参战决定，等等。具体排列原因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把各种原因有机地组合、串通、联系起来，整体地全面地阐述一战的缘起与结果、过程与内容、性质与影响。这样，对一战就需要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和比较研究。
对于上述这些具体原因，中外学界早已并且仍在进行详尽的论述。因此，笔者无意再作赘述，只是顺着一战爆发根本原因的逻辑，对其中的战争心理与战争情绪作些简要的论述。
断言一战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并没有什么疑义，但是，并非只是帝国主义矛盾和争夺才导致一战的爆发。除了经济、政治和外交因素外，当时的社会战争心理和战争情绪对战争的爆发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参战各国普遍存在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远远超出了人们以前所了解和想象的程度。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与其说是战前各国政府宣传煽动的结果，不如说是几个世纪以来以民族优越性和自豪感为特征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它不仅使参战各国的民众把战争看作保持民族生存和发展、提高民族威望和展现民族优越性的较量，更使政府动员令畅通无阻，同时也使反战运动归于沉寂[11]。
在持续的军备竞赛中，有关战争是一种解脱并且愈早愈好的情绪和观念更为炽烈和强化。正如一位法国观察家在1912年所指出的，“在过去两年里我们多少次地听到人们说，‘战争要比这种永久的等待好！’在怀有这种愿望的时候，不存在悲伤，而是一种私底下的期望。”[12]
严格来说，不仅统治阶级而且普通民众都对未来的欧洲战争作好了精神和心理准备。诚然，这与各国政府开战前连篇累牍的宣传鼓动有关。例如，法国政府声称是为捍卫自己的领土免遭德国再次侵略而战；德国政府则宣称是为防止德国领土受到哥萨克游牧部落的入侵而战，等等。正是借助于这种宣传，各国政府成功地使本国公民相信他们是侵略的受害者，从而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自卫本能。当宣战的决定公布时，民众中鲜有怨言和抵制。在每个参战国，战争的动员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举国上下充斥着保卫祖国、参军光荣的宣传。
美国学者谢文－科尔兹和弗朗斯·科尔兹对各国热烈欢快的征兵情景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在德国的宣传画中，年轻漂亮的少女向将要乘火车奔赴前线的士兵手递鲜花或饮料，年轻和年老的男人在错过集会之后都急于要成为志愿兵，这些宣传画进一步突出了团结和友情的再生，它同战前国内的不和谐的情况形成了一个受人欢迎的反差。而英国的宣传画恰到好处地加上一个‘你在画里吗？’的标题，描绘了各个阶层的英国人排着长队踊跃参军的场景。‘被包围的堡垒’和‘神圣的同盟’表达了在外部压力下全国团结在国旗下的情感。”[13]
在热情的另一面，民众中显然也存在着对各自国家能否打赢这场战争的深切担忧。在德国于1914年8月1日对俄国宣战后，一方面，举国上下对宣战消息一片欢腾。例如8月2日在慕尼黑的欧迪翁广场聚集了大量欢呼的人群。但另一方面，战争动员也使民众的神经变得高度紧张。也是8月2日，在柏林的一家餐馆里，人们神情紧张地谈论着战争动员的形势[14]。这里的压抑气氛并不表示人们惧战、厌战和反战，而是不希望本国输掉战争的真情流露。
欧洲大陆对战争的坦然接受甚至喝彩似的欢迎，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长期片面的民族优越性宣扬和爱国主义教育。“在每一个欧洲国家里，都教育儿童们要以他们的历史传统为荣，要尊重被认为是独特的国家美德。”
早在1881年，法国第三共和国政府就强调教师“必须首先要知道……他们的首要义务就是热爱和理解祖国”。而普鲁士教育部长则在1901年宣称“我们的青年将因内心崇尚德国的民族传统和德国思想的伟大而变得振奋”。1912年出版的法国小学历史通用教材写道：“不是说战争快要爆发了，但它的爆发是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法国保持了武装并且已经做好保卫自己的准备……我们保卫法国就是保卫我们生长的土地，这是世界上最美丽和最富裕的国家……自从大革命以来法国就在全世界传播正义和博爱的思想。法国是最公正的和最人道的祖国。”[15]而德国和英国的小学教材在民族自我尊崇方面同法国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
这种民族显耀和民族独尊的教育极易导致偏激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和信念，并使青年人不是畏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向往战争。1912年在巴黎青年学生中所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竟然发现少数男生比他们的父辈更为崇尚武力。他们赞成这样的观点：“正是在军营生活中和在炮火下，我们将体验蕴藏在我们中间的法国力量的极大扩张。”[16]
所以，正如英国学者乔尔所指出的：“普通民众在1914年危机中的反应是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历史的结果，是他们在孩提时代就已了解到的有关国家过去事情的结果。”[17]
第二，自然界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达尔文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错误理解和应用。这导致包括左翼和右翼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崇尚战争并将其视为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和国家之间矛盾的工具和手段。在这方面，保守的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和激进的法国作家左拉竟然有着惊人的相同。这位将军在战后写道：“博爱的宗教、道德的教诲和哲学的理论无疑有时可能适宜于削弱最为原始形式的人类的生存斗争，但是，它们从未成功地消除作为世界推动力的这种斗争……这与如下的重大原则是相符的，即：世界战争的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抵抗的，它是各国和各国人民生活中原动力的结果，就如同惊雷必然要发生一样。”而受人尊敬的作家早在30年前（1891年）说得更直白：“战争就是生活本身。没有打仗，实际就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没有打仗，事物无以产生、发展或成倍增长。我们必定要吃和被吃，这样，世界才能生存。只有好战的民族才获得繁荣：一个国家只要解除武装就会灭亡。战争是一所纪律、牺牲和勇气的学校。”[18]
战前的欧洲大陆到处弥漫着崇尚武力的观念和精神。战争被认为能给个人和民族带来福祉，它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是所期望的。所以，各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不约而同地大肆赞美和称颂战争。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宣称：“在名义上的民主主义者把战争视作以野蛮方法实施已经过时的暴行而竭力予以反对的时候，我们却认为战争对那些虚弱者是最强有力的刺激，是得到权力和财富的快捷的英勇手段。”法国右翼民族主义作家邦纳德写道：“我们必须在所有热情的诗歌中拥抱它（战争）。当一个男人投入战争时，他并不只是重新发现了他自己的本能，而是恢复了美德……正是在战争中一切获得了新生。”英国著名的政论家悉尼·洛认为，“一场正义的和必要的战争并不比一次外科手术更残忍。给病人以一些痛苦并且让你自己的手指令人不快地沾血比让疾病在病人身上发展直到他变得对自己和世界怀有怨恨并在持久的痛苦中死去要好些。”[19]德国右翼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雷茨契克（他在柏林大学的讲课曾对年轻时的毛奇总参谋长和蒂尔皮茨海军上将产生影响）声称：战争是“各民族的法庭，现存的均势将通过它获得全面的承认”；普鲁士和德国因为自己的军队而变得伟大[20]。
在许多国家出现了被称为“压力集团”的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它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和鼓励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例如，英国的“童子军”（boy scouts），这个由曾经参与英布战争的巴登—鲍威尔建立的组织宣布：“我们必须是英帝国这座宏伟大厦墙头上的砖块，而且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让我们在政治和其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发展到分裂我们的严重程度。如果我们想要维护我们在国际上的现有地位，我们作为英国人就必须坚持齐心协力。”[21]而被德皇认可的德国的民族主义社团“德国青年联盟”则叫嚷“战争是美好的……当战争来临时，我们必须以男人的理解等待它，期盼甚至被安置在教堂战争纪念馆的英雄中而不是躺在床上没有名分地无谓地死去，那是最美好和最美妙的事情。”[22]
第三，欧洲以往的局部和短暂的战争成为人们想象未来战争的范例，从而对即将爆发的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严重估计不足。在一战之前，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如1866年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战争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都是在一两年内结束的短期战争。这样，以前的战争经验似乎告诉人们，未来的战争也应当会是靠几场决定性的战斗就能分出输赢的短期战争，因而无须过分担忧，更用不着担心战争会持久化。欧洲各国上下几乎都轻松地甚至漫不经心地看待1914年战争的爆发：“树叶落地的时候战争就该结束了”，“到圣诞节时小伙子们就将回家了”。
美国学者玛丽琳·谢文－科尔兹和弗朗斯·科尔兹对欧洲大陆接受和欢迎战争的奇怪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解析：“战争就如圣诞节一样，是被当作一个节日而庆贺的，而不是被作为灾难受哀悼的，是平庸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精神释放，是通过提高一种更高的和共同的道德目标的影响而对现代文化中固有的蜕化所进行的改造——所有这些都存在于人们的感情之中，欧洲就是怀着这些感情期待着这场冲突的。部分地说，持有这些想法的是所有国家的参与者都怀有的一种错误的假设：战争将是某种体育竞赛，是短暂的和光荣的，它将在圣诞节前结束。”[23]
当然，战前的欧洲各国也存在着和平主义运动。例如，1913年春，法德两国议员在波恩召开会议，讨论裁军与和平解决争端问题。但是正如乔尔所指出的：第一，尽管这些集团有着重要的和受人尊敬的影响，但是，他们实际上只是一个代表政界相对少数的集团。第二，和平运动的大部分成员渴望强调的是，他们改革国际关系体系和减少军备的愿望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爱国主义，并且他们欢迎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所以，毫不惊奇的是，在1914年的时候，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而不是反对战争，德国和平协会在1914年8月宣布：‘对战争期间有关和平主义者的义务是没有什么怀疑的。我们德国的和平主义者一贯承认国家自卫的权利和义务。每个和平主义者必须像其他所有德国人一样对履行他对祖国的共同职责。’”[24]
总之，就像乔尔所概括的那样：欧洲各国人民接受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迎接战争的想法，以及暂时忘却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分歧的这样一种情绪，并不是他们政府证明自己的政治决定是正确的结果。这种情绪是建立在长期积累的民族传统和立场——它们形成了有关国家及其当局本质的看法——基础之上的，并因过去几十年学校所教授的课程以及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讨论国际关系所使用的某种语言而得到加强[25]。其他学者也指出了普通民众中存在着这种战争情绪。“根据接着发生的可怕的毁灭情况来看，注意到不仅欧洲政府而且它们的民众都怀着巨大的热情参加战争是有意义的。巨大的人群拥挤在欧洲的首都城市，为宣战而狂热地欢呼。”[26]
正是民众中广泛存在的狭隘的民族自豪感和扭曲的爱国热情成了各参战国政府轻易作出参战决定以及随后征兵工作顺利进行的某种社会基础。而弱小的和平主义运动则迅速淹没于举国上下普遍的战争热情之中。在如此汹涌的社会迎战和求战浪潮中，原先反战立场非常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也只能顺势在国会中对战争拨款案投下赞成票。
一战爆发至今已经过去整整一个世纪，除了一战，人类还曾有过二战和冷战的梦魇。痛定思痛，国际社会在捍卫和平与维护安全方面已经更为理智和周全。但是，另一方面，令人遗憾的是，100年后的今天，战争心理和求战思维在国际社会中并未完全绝迹和根除。当发生某些国际纠纷和争端的时候，仍然经常可以听到诉诸武力的呼声和摆平对手的叫嚣。
三 战时俄国和北欧国家对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寻求
关于一战的结果和影响，中外学者同样早有大量论述，归纳起来有：建立了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产生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风暴；开始了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的初步实践；北欧国家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索；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为法西斯主义产生提供了土壤和滋长的环境，等等。在众多的结果中，最令笔者深思的是在战争危机中欧洲国家寻找的不同解决之道。引人注目的并不是西欧传统资本主义国家放弃自由放任主义，开始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的实践，而是东欧的俄国和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寻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造成了经济、政治等方面和人们心理的大动荡。在这种剧烈动荡的时期，人类社会处于十字路口，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和趋势同时存在。面对矛盾和危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政党，都在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法和途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选择了通过暴力革命改造社会的方式。布什维克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革命政党，他们坚信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交替是历史预定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作为人类发展结果的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罪恶的不平等社会，需要通过暴力革命予以摧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向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而且，革命的目标不是仅仅为了变更俄国的社会制度，而是要根本改变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他们以革命的救世主自居，自以为掌握了人类幸福之门的钥匙。所以，他们要充当人类社会的革命先锋队。
布尔什维克了解战争促发革命的历史先例： 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产生了巴黎公社，沙皇俄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加快了1905年革命的进程。所以，布尔什维克早在一战前就已经公开申明要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危机形势达到掀起革命和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在第二国际1907年斯图加特大会讨论军国主义问题时，列宁同卢森堡等人一起对倍倍尔提案提出了如下修正：“如果战争终于爆发，那么他们必须积极争取尽快地结束战争，并尽一切力量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唤起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加速资本家阶级统治的崩溃。”[27]
一战爆发后，列宁就明确地把战争定义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列宁认为，“这次战争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不仅商品输出，而且资本输出也有了最重要的意义；生产的卡特尔化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殖民政策引起了几乎整个地球的瓜分；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越出了民族国家的狭隘范围；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28]布尔什维克党坚定地朝着无产阶级革命方向而努力。他们要把战争转变为革命和内战，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战争给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极大地激化了俄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它对俄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民众的社会心理所产生的消极和破坏性作用愈益增大和显现，实际上已经为危机和革命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和基础。当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俄国革命终于爆发。1917年2月23日（公历3月8日），彼得格勒的女工们借着三八妇女节走上街头，要求保障居民的食品供应。当天，士兵们也上街要求停止战争。自发性的活动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很快就转变为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2月27日，总罢工变成武装起义。士兵们大量地转到起义者一边。当天，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分别成立。
3月1日，苏维埃执委会同杜马临时委员会谈判后达成了由后者组建临时政府的协议。3月2日（公历3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王朝就这样被革命的潮流冲垮了。当天，成立了由立宪民主党人、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主席李沃夫为主席的临时政府。
3月3日，临时政府发表告公民书，承诺将要：“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废除所有的等级、信仰和民族的限制”；“召开立宪会议”；“在普遍的、平等的、秘密的和直接的投票的基础上选举地方自治机构”等[29]。
虽然临时政府经苏维埃同意成了全国性政权并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独揽了行政权和立法权，但是，苏维埃仍然行使着一定的政权职能，并通过监督对临时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和牵制。职能和威信缺损的临时政府和举足轻重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二月革命后实际构成了一种奇异的双重权力格局。事实上，除了苏维埃的监督和制约外，临时政府还面临着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激进革命力量的巨大挑战。
二月革命后，远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的变化。列宁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可能趋同的现象和对临时政府的有条件的支持。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明确阐述了他对国内时局的独到看法。关于战争问题，列宁指出，即使是在新政府（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绝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列宁认为，要向受到资产阶级欺骗的群众“说明资本与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反复证明，要缔结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关于临时政府问题，列宁强调，“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它的任何诺言……完全是谎话”。列宁指出，要宣传“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30]。列宁的《四月纲领》不仅为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新的斗争策略，而且也为沙皇专制政权倒台后的俄国规划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在列宁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清晰完整的政治纲领时，临时政府却暴露出它无法认清国内外形势、理解社会各个阶层的要求和把握人民群众情绪的致命弱点。它不当的决策和愚蠢的错误令它执政后不久就开始失去了社会各个阶层对它的信任、期待和支持。特别是它不顾俄国实际情况顽固地坚持战争的方针，激化了本已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消磨了人民群众在战争困境中已经无法保持的耐心，导致群众情绪极端化和革命化。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正是利用临时政府的失策和错误，及时地提出了“和平、面包与土地”的既形象又明确的口号，逐步地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孤立了革命以外的所有政党，把局势纳入了布尔什维克武装夺取政权的轨道。
临时政府的错误举措特别是坚持战争的立场引发群众的抗议浪潮，从4月到7月先后经历了三次政治危机，导致国内局势愈益紧张。从这时起，布尔什维克力争夺取政权，临时政府一方则试图挽救局势。双方开始了短兵相接的搏斗。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确认，“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会议决定成立政治局，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10月16日的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随后，党中央成立了军事革命总部。
十月武装起义很快就取得了胜利。10月25日晚上，在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读了由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31]26日晚，大会选举了最高立法机关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建立了以列宁为首的新政府——人民委员会。这样，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实现了自己的既定目标，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说欧美资本主义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方向的话，那么，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则反映了部分国家和民族要以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方式寻求人类社会另一种发展道路的愿望。十月革命以及随后在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以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探索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实践。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就此被打破，除了资本主义以外，人类又有了另一种与之完全相反和对立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社会主义。不得不说，这既是一战所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也是一战对20世纪最重要的影响。
虽然列宁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但是列宁对苏俄的领导是短暂的。在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后，从1921年起列宁开始了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实践，使苏维埃国家出现了新气象和新面貌。但是1924年列宁逝世后，掌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斯大林在20年代中后期中断了新经济政策，由此开始了斯大林体制对苏联社会的长期统治和影响。
斯大林体制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经济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管理体制，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它与世界经济是无法相通和相容的，因而它必然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政治方面，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常态化，不断地在国内掀起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运动，因而无法在国内给人民营造出安居乐业的和平稳定的环境和条件。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控制，基本否定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将其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使民族文化不断地萎缩和衰弱。具有这些特征的斯大林模式是一种脱离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封闭式的半军事化体制，它与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对立的。
当然，斯大林体制的苏联确实也曾创造过自己的辉煌：它由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中等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名列前茅的超级大国，并在冷战中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全面对抗和对峙，与之共同构造出一种两极世界的独特格局。它战胜了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捍卫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把一国社会主义拓展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使许多国家把“苏联的今天”当作“自己的明天”。
但是，由于斯大林体制压制社会和压抑人性的本质，它没有能够使俄国成为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发达和文化上繁荣的现代化强国。斯大林体制不能与时俱进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无法解决苏联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耗尽了所有的潜力而走到了尽头，成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与东欧的俄国不同，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战争所造成的危机形势下走上了阶级妥协和社会合作的改良道路。在外部战争的严峻形势下，有着长期中立传统的北欧国家出现了渴望实现社会妥协的社会舆论，由此开始了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另一种积极探索。
北欧中立国的地位虽然有助于加强战时出口，但是对外正常贸易遭到破坏却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更为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导致国内市场价格天文数字式的增长。在所有北欧国家，生活费用扶摇直上。在挪威，1917年底的价格比战前增长了125%，而工资仅增长77%。瑞典在1917年1月建立了每人每天配给200克面包的制度，丹麦在同年春天时实行面包和面粉配给制[32]。
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为了维护广大民众利益和避免社会动荡，北欧国家政府实行“国内和平”政策，通过1914年建立的非常委员会对生产关系和价格开始进行广泛的国家干预。丹麦内政部长罗德认为，通过该机构建立国家和私营经济部门的新型关系对于随后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积极的过程[33]。国家干预要求所有政党和社会力量能够协调一致地予以配合，也就是说，需要它们摒弃成见，停止斗争，达成社会共识。
丹麦走在北欧国家改革的前列。1915年，丹麦保守党通过新的党纲，支持保护中产阶级和小型企业，反对托拉斯和卡特尔垄断主义。社会民主党1913年的党纲虽然包含着相反的主张，例如有关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等观点。但是，党纲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手段是议会主义和合法的群众组织，否定了议会外的斗争手段和无产阶级革命。正是后一点内容构成了战时环境下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妥协的基础。
战争期间，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一个在议会下院拥有10万选民和52名当选代表的大党。当国王克里斯蒂安五世于1916年秋天建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号召各政党领袖“在国家危险时期不要破坏和平”时，社会民主党代表参加了政府。之后，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政府推行旨在保障国内和平与阶级和平的妥协政策，支持国家干预生产和价格制定，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左翼和右翼政党都支持“国内和平”政策的基础上，政府着手进行一系列广泛的改革。1915年6月，丹麦通过了新宪法，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议会两院实行新的选举法。在下院选举中，年龄资格由30岁下降到25岁，在上院选举中，年龄资格由30提高到35岁。同时，废除了国王任命上院12名议员的权力，分别增加了两院议员人数。战争时期，丹麦通过了一整套社会立法，其中有贫穷法，帮助老年公民法，妇女问题法，帮助结核病人和孤儿法，劳动市场法等。在劳资关系方面，在工会同企业主“自由谈判”的框架内确立了社会经济伙伴关系制度。在每小时工资增长的同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还进行了司法改革，使司法权同行政权分离，实行诉讼程序公开化和对重大犯罪案件司法审理的陪审员制度[34]
“国内和平”政策在战时为建立“社会协商一致”奠定了基础。丹麦各阶层和政党形成了运用合法手段和妥协方法克服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共识。工人阶级的地位改变了。中产阶级发展成居民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社会稳定性增强了。正如丹麦社会学家史密特所说：“国家调节政策成功地限制了失业规模，避免了饥饿，从而减缓了社会震荡。”[35]
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也都进行了类似的社会改革。瑞典在1918~1919年取得了“民主突破”，完成了两院选举的民主化。除了领取贫穷补助金者，允许年龄23岁以上的男女参加下院选举。上院选举虽然保留了财产限制，但是年龄资格由21岁提高到23岁[36]。在挪威，由于1919年的选举改革，议会选举中的多票选举制受到了比例选举制的限制。年龄限制由25岁下降到23岁[37]。
这样，北欧国家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对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改革。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党间的合作与妥协以及劳资谈判与合作，在“国内和平”的基础上缓和了社会紧张局势，保障了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从而创造了独特的斯堪的纳维亚发展模式。
除了在国内防止社会动荡和冲突外，北欧国家还面临着来自外部的“红色浪潮”的侵袭。对于其时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许多实业界代表特别是那些在俄国经济中投资的企业界人士是持极端否定态度的。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怀疑和敌视布尔什维克的社会发展模式，特别是1918年1月立宪会议被解散后，他们的立场更加明确了，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独裁从思想和社会方面对整个世界秩序构成了威胁。丹麦《社会民主党人报》鄙视地写道：“革命的创始者想要一下子就把俄国人民带入社会主义的圣地，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是在资本主义的走廊里。” [38]
1918年秋天的德国十一月革命促进了北欧国家政治形势的尖锐化。瑞典左派社会党人要求建立共和国，剥夺大资本和大地主财产，号召组织苏维埃和举行政治罢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已经准备仿效德王威廉二世退位。但是，由于右翼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的努力，危机被克服了[39]。
斯堪的纳维亚发展模式“意味着从阶级斗争的破坏性思想朝着共同性范围内合作、进行广泛改良、对企业主欲望的自我限制和人民福利的增长方面的转变。”[40]它是北欧国家在外部战争的严峻局面下，结合本国国情特别是固有的和平主义传统，通过阶级妥协和社会合作所探索和开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同样也对20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回顾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北欧改良主义者走过的历史道路及其结果，确实让人感慨万端。一边是超级大国苏联悲惨地解体，它的继承者俄罗斯仍在转型道路上艰难跋涉。另一边是斯堪的纳维亚发展模式最终使北欧国家成为令人羡慕的经济繁荣和科技发达的高福利国家，在全球幸福榜上名列前茅。这应了那句老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注释：
[1]горохов в.н.ист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1918~1939, курс лекций, изд-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4, с.6-7.
[2]яхимович з.п.о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ах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в.мальков, ред.,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пролог хх века. м., 1998, с.21.
[3]ревякин а.в.проблема вины и ответсвенности//в.мальков, ред.,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пролог хх века. м., 1998, с.65-66.
[4]j.a.s. grenvill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nlarged edi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2002, p.16, 25.
[5]ibid, p.37.
[6]j.a.s. grenvill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4.
[7]美国学者格伦威尔说，“在当时的‘列强’中（正如它们在20世纪初期被这么称作的），存在着某种宿命论：国家的兴衰必定使这些国家要发生战争。强国将进攻弱国并在它们之间分配战利品……现在，列强都彼此相信，如果别的国家安全了，那么就会有一些国家灭亡。”参见j.a.s. grenvill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7，8.
[8]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在世纪之交时认为，大致可以把世界各民族划分为上升的和衰弱的两部分：“弱国愈弱，强国愈强……上升民族将逐渐地侵占衰弱民族的土地，文明民族间冲突的种子和因素将很快出现。当然，不能设想任何一个上升民族将可以拥有治疗或丢弃这些不幸的病者的垄断权，有争议的是，谁有权这样做？并且它在这样的做的时候会采取什么措施？这些事情就可能使大国之间产生重要的分歧，而它们的军队虎视眈眈地对峙着。我认为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时期里我们面临的就是这些危险。”参见j.a.s. grenvill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7. 8.
[9]ревякин а.в.проблема вины и ответсвенности, с.68.
[10]виноградов в.н.еще раз о новых подходах к истории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 5, с.64.
[11]正如俄罗斯学者沃洛布耶夫所说，“如果我们不能突破政治、经济和外交的范围，我们就不能理解一战的起因。问题在于，时代精神（在这方面由于军国主义化）使人们预先就有了战争的意愿。处处可见由统治集团推动的民族主义的高涨，沙文主义的狂热笼罩着欧洲广大的社会舆论，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了大规模性质（在巴尔干和奥匈帝国等地）。”волобуев п.в.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в.мальков, ред.,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пролог хх века. м., 1998, с.13.
[12]james jol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2nd ed., london, new york, longman,1992, p.235.
[13]在欧洲各国政府制作的宣传画中还有这样的画面：一方面，画中的年轻人穿着制服，受到美丽的年轻妇女和仰慕的人群的奉承；另一方面，向这些未来的士兵暗示——即使是间接地，如果他们不去参军，战争的恐怖就会降临到他们无辜的母亲、妻子和孩子身上。shevin-coetzee and frans coetzee,“world war i:interpretive essay”, in f. w.thackeray and j.e.findling, ed., event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1995, p.9, 11.
[14]当时正在餐馆的国会议员汉森在日记中记载了人们的议论：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子低声对我说：“我们太晚了！俄国大大领先了。”同桌的一位女士哀叹：“情绪是忧郁的。” 周围的人都同意她的看法。汉森在描述了人们在威廉大街上争睹从波茨坦乘车返回的恺撒的场面后写道：“但是没有欣喜，没有热情；到处都是同样凝重的、悲哀的和压抑的气氛。”r.lutz and others, eds., p.hanssen, diary of a dying empire, indianapolis, 1955, p.14, quoted in d. welch,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871－2000: a documentary reader,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4.
[15]james jol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220-221.
[16]james jol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219.
[17]ibid, p.220.
[18]ibid, p.216.
[19]ibid, p.217.
[20]ibid, p.217, 218.
[21]quoted in james jol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223.
[22]ibid, p.225.
[23]marilyn shevin-coetzee and frans coetzee,“world war i:interpretive essay”, in f. w.thackeray and j.e.findling, ed., event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1995, p.8-9.
[24]james jol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p.204-205.
[25]ibid, p.199.
[26]f. w.thackeray and j.e.findling, event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2.
[27]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4页。
[28]《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第二版，第164页。
[29]главацкий м.е.и др.,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1940.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3, с. 12-13.
[30]《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第二版，第113~118页。
[31]《列宁全集》第33卷，中文第二版，第5页。
[32]золотарев в.а.и др., мировые войны хх века: в 4 кн, кн. 1: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 наука, 2002, с.487.
[33]там же.
[34]кудрина ю.в.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и дания//ю.а.писарев, в.л.мальков, отв.ред.,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1994, с.215-227.
[35]цит. по:кудрина ю.в.“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и дания”, в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 война: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с.217.
[36]золотарев в.а.и др., мировые войны хх века, с.494.
[37]там же.
[38]золотарев в.а.и др., мировые войны хх века, с.491.
[39]там же.
[40]виноградов в.н.еще раз о новых подходах к истории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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