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民族自觉意识-凯发总代

　　【内容提要】俄罗斯民族自觉意识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罗斯接受基督教时期，而其全面自觉则发生在近200年间。斯拉夫主义是俄罗斯民族思想的第一次真正独立，其理论中的民族因素在俄罗斯民族自觉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其理论尚存在偏颇之处，但对俄罗斯精神领域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探源俄罗斯民族自觉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斯拉夫主义理论中的民族自觉意识，对当代俄罗斯的变革及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俄罗斯;民族意识;斯拉夫主义

　　【作者简介】张梅，1974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士。（哈尔滨150080）

　　 

　　俄罗斯民族自觉意识在其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俄罗斯民族思想的形成中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0世纪末，俄罗斯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导致其民众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变化，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当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不但没有使俄罗斯迅速走向富强，反而使其更加混乱的时候，人们对俄罗斯社会思想、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保持俄罗斯民族特点等问题又重新进行了思考。此时，民族自觉意识再度兴起。毫无疑问，探源俄罗斯民族自觉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对当今俄罗斯的变革及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俄罗斯民族自觉意识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是19世纪30~40年代出现的斯拉夫主义社会思潮。索洛维约夫曾指出，对于斯拉夫派，“最重要、最珍贵、最根本的是民族元素，而所有其他的因素，包括宗教，只能具有从属的和有条件的意义。”[1]的确，在对俄罗斯民族自觉意识的研究中，斯拉夫主义理论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一 皈依基督教：俄罗斯民族自觉意识的起步

　　通常人们认为，斯拉夫主义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初始阶段，是民族思想的第一次独立。而实际上，俄罗斯民族自觉意识早在斯拉夫主义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了，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

　　探讨俄罗斯民族自觉意识的起源应追溯至10世纪末。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从此罗斯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其千余年民族精神的根基。基督教把古罗斯分散的社会成员统一起来，其共同的道德和精神准则为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基础，并给俄罗斯民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影响。由于俄罗斯疆域内大部分居民迁来的时间较晚，因此俄罗斯文化与世界主要文明中心比较，相对年轻。可以说，俄罗斯文明的觉醒往往是在与其他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交往和碰撞后开始的，否则仍处于一种民族自在状态。没有这种对象化的交往与碰撞，在商业贸易、军事冲突、宗教传播中，就不会有俄罗斯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文化危机和文化认同[2]。

　　这里应当注意到，古罗斯人并非虔信宗教，当时社会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但是社会意识并未完全接受它。因此尽管封建主义国家和正在形成的教会组织积极推广基督教，但在13世纪以前，基督教的影响还仅局限于城市。公元13世纪，蒙古—鞑靼人入侵俄罗斯，随后开始对俄罗斯实行了长达200多年的统治，这尽管给俄罗斯带来了灾难，但客观上也推动了俄罗斯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形成、国家的统一、赋税制度的完善等等，同时还促进了基督教在农村的广泛传播。

　　东正教引导了俄罗斯人民和社会的精神转型、自我完善，并使其不断向基督思想靠近，这促进了西方基督世界一种新的精神理念的产生。在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下，古罗斯文化中引入了东方教父学和僧侣群居生活，并培养了人们对哲学直观以及神秘哲学的兴趣，它们与西方实用主义哲学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具有沉思忏悔性质。在古罗斯时期，“越是追求完美的人就越要承认在人民面前有罪，忏悔自己不同于‘人民’的地位，于是唯有‘体验苦难’、‘体验孤独’、抛去浮华的物欲，才能获得解脱”[3]。

　　古罗斯社会是建立在村社集体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村社传统决定了俄罗斯具有集体主义、团结一致、平均主义等特点的民族精神。这个阶段民众的道德理想是市民大会的民主共治与村社集体管理下的聚合性，其特点是专注于同小型社会理想相适应的再生产。а.с.阿赫伊泽尔认为，村社具有感情联络职能，这个“狭小世界”有助于人们彼此深入了解，使其尽快融入到集体中来[4]。这种村社文化是一种以个人对集体的依附为特征的宗法文化，表现为轻个体自由而强调整体和谐，重人际关系协调而缺乏斗争精神。 古罗斯的转折点在13世纪，当蒙古鞑靼人出现在罗斯的大地之上时，俄罗斯文明同时承受着来自东西两方的压力。[5]唤起了14~15世纪新的民族自觉意识，这种意识与中世纪俄罗斯摆脱蒙古鞑靼枷锁后的文化复兴密切相关。尽管莫斯科公国已经具有了比较成型的风俗习惯形式，但其思想文化仍很薄弱。别尔嘉耶夫认为，“莫斯科公国几乎是毫无思想且不会说话。”[6]这时的思想文化特点是建立在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上。

　　在思考俄罗斯民族独特性的过程中，斯拉夫主义者真切地感受到了俄罗斯东正教救世观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7]。因此，可以肯定，斯拉夫主义的出现是许多世纪以来俄罗斯民族传统的一个反映。正如с.霍鲁日说的那样，“斯拉夫主义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是俄罗斯文化自觉思想，这种文化自觉远不是和历史上的斯拉夫主义一起诞生的。它一直是俄罗斯和世界精神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8]

二 矛盾与分裂：俄罗斯民族自觉意识的发展与困惑

　　俄罗斯历史的下一个阶段是与彼得大帝改革紧密相连的。彼得大帝效仿西方对俄罗斯的内外政策进行改革，这一方面巩固了俄罗斯的封建农奴制，另一方面促进了其工业、农业、商业、科学和教育等事业的快速发展，使俄国更加接近欧洲，但同时也使俄国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改革与俄国很多传统习俗背道而驰，这既破坏了旧有体制和传统，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因此改革和随后的西方式统治在俄国引起了强烈的民族反应。它严重地伤害了俄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极大的不安，有些人甚至强烈反对。别林斯基认为，这正是俄罗斯“意识时代”的开始，俄罗斯开始在“欧洲主义”中意识到自我。欧洲主义在俄罗斯启蒙运动中达到了顶点，其主题是掌握新时代的科学，使俄罗斯成为欧式现代化国家。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俄罗斯“欧化”这个进步的过程是伴随着业已建立的生活秩序和异质文化暴力强制之间的矛盾而发展的。可以说，当彼得时代西方的魅力令俄罗斯传统黯然失色时，俄罗斯人民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思想。

　　彼得一世改革在俄罗斯引发了两种相反的思想倾向。一种是в.о.克柳切夫斯基称为的“土壤”，这种“土壤”直接指向社会公正、集体主义、共同性等均衡原则。由俄罗斯东正教和村社传统决定的恭顺、自我牺牲、忍耐和全人类性是这种秩序的道德理想[9]。另一种是“文明”，这是国家发展中的西式思想倾向。其道德理想是在欧洲思想家的影响下形成的，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唯理论的基础上。这种思想上的分裂成为决定俄国在18~20世纪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俄国进步人士进行哲学思考和探寻国家道路的根据。正是这种分裂在19世纪中叶形成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两种对立的派别，而且直至今天它仍然是一个最迫切的哲学问题：俄罗斯走西方发展道路还是走自己的传统道路？历史实践表明，俄罗斯精神不能使其有效地采用西方社会的转型模式，为了能够提出被俄罗斯人民理解和执行的任务，必须考虑到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特殊性。

　　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复苏和壮大始于18世纪下半叶拿破仑战争时。1812年6月初，沙皇俄国抗击拿破仑入侵，卫国战争爆发，俄国军民艰苦奋战，最终赢得了胜利。这场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孕育斯拉夫民族自觉意识萌芽的土壤，其影响直至1820年仍未减弱。此时，关于民族自觉和民族使命的问题迫切地摆在了俄国人民面前，并促使当时思想进步人士重新审视彼得大帝时期的改革。“民族性”思想与“个体性”思想都是这个阶段俄罗斯文化精神探索的中心。许多社会文化界人士、作家认识到，俄罗斯必须建立符合社会要求的独特的文化和哲学。十二月党人к.ф. 雷列耶夫和 в.к.丘赫尔别凯对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尤为关注。当时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的研究最有热情的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们。а.加拉克季奥诺夫和 п.尼坎德罗夫认为，“自这时起，‘民族性’这个概念就深入到了俄罗斯文学与社会思想之中。”[10]该阶段是反对俄罗斯帝国、反对现存秩序的自我意识高涨的时代。

　　总体来说，俄罗斯19世纪前25年的特点是欧洲启蒙思想在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贵族知识分子间传播，但是这种启蒙思想在19世纪30~40年代遇到了危机。摆脱危机的出路是弄清以恰达耶夫、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为代表的贵族知识分子们所提出的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思想。恰达耶夫在俄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对基督教的推崇、对农奴制的批判、对俄国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以及‘否定式的爱国主义’，都是试图通过严峻而清醒的国民性思考和民族自我批判来确立深刻、博大的民族主义文化意识，从而有理由被认为是俄国独立、创新思想的萌芽和‘俄国思想分野的开端’”[11]。别尔加耶夫指出，恰达耶夫是以自己的方式，以强烈的自我否定来热爱着俄罗斯，并藉此获得俄罗斯的自我意识。他的思想体现了19世纪俄罗斯的主旋律——对国家的反叛。恰达耶夫说“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们不是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我们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东方的传统。当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时，我们不可能被人类的世界性教育所触动。”[12]

　　从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起，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压抑多年的俄国文化思想界开始苏醒。德国哲学在俄国有教养的知识阶层得到了广泛传播，当时很多贵族青年醉心于黑格尔哲学。“40年代的人们”——自由主义的理想家们首先是要寻求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桥梁。他们的理想尽管名称各异，但却是具有特定、相同本质的同类事物：科学、进步、人道、文明，最终是西方[13]。正是这个阶段开始了小组的争论——先是莫斯科小组，后是圣彼得堡小组，他们组成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这一时期可确定为是俄罗斯人民民族自觉意识高涨的一个新阶段。民族精神的新高潮已不是在狭小的民族框架里，而是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因此，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的民族自觉意识和整个斯拉夫民族的自觉意识诞生于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论战中。”[14]

三 坚持民族性与抵御西方异质文化：斯拉夫主义中的民族自觉意识

　　彼得一世的改革分裂了俄国社会，导致了两种类型社会群体的对立——“土壤”和“文明”。“土壤”的基本特征，如集体主义精神、反个人情绪、高度宗教化形成于莫斯科罗斯时期，它促进了具有丰富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文明”则是西方派的类型，彼得一世的军事、教育和贸易改革催生了这种类型，在改革的促进下一个“文明化了的”俄国贵族阶层迅速形成。19世纪30~40年代，由这些贵族知识分子掀起的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两种社会思潮的论争在俄文化中登场。

　　在这场激烈的由俄罗斯内外思想碰撞和交流衍生出来的论争中，斯拉夫主义者坚持将彼得时代之前的俄国理想化，认为沙皇破坏了国家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导致国家和社会相脱离。总体上说他们对彼得一世的改革给予了否定的评价，强调其强制性特点。他们认为，俄国和西方的发展规律是不同的，对于俄国来说，彼得的改革是违反自然的。

　　斯拉夫派的思想体系具有民族主义特点，标志着俄罗斯民族自觉意识形成过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别尔嘉耶夫指出，“斯拉夫派是我们第一批民族主义者，是在宗教土壤中产生的民族主义者。”[15]教会和社会中兄弟般的、相互友爱的集体生活被认为是俄罗斯民族性的特点。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人民负有以集体主义的和谐发展取代理性和个人主义世界的使命。

　　在斯拉夫派的学说中，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已经成为俄国民众生活中的基本准则。然而，尽管斯拉夫派思想比较接近东正教学说，但是仍然不能将他们热爱人民这一点与官方的“人民性”[16]混为一谈。斯拉夫主义者赋予了上述原则以另外一种含义，他们将东正教与爱和团结的概念结合起来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在他们的思想中，人民首先是坚持东正教信仰和民族生活方式的大丈夫，他们是一种按自己固有内在法则发展的积极力量，而不是附着于政府的群氓。斯拉夫派对现存社会秩序予以批判，主张重新回到古代罗斯社会，这一点原则上将早期斯拉夫派和官方“人民性”概念的思想体系区别开来。此外，斯拉夫派还要求给人民以言论、出版和信仰自由，而这些正是民主原则的实质。

　　斯拉夫派在自己的哲学中致力于自觉回归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人民源泉。他们确定了俄罗斯与欧洲、俄罗斯文化与西欧文化相区别的典型界限，对欧洲的直接认识和批判态度是其观点的基础。为此，别尔嘉耶夫指出，“斯拉夫派思想在东正教土壤中开创了一个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新类型。”[17]

　　斯拉夫派理论的创始人是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关于霍米亚科夫在斯拉夫主义中的地位，别尔嘉耶夫曾说过，斯拉夫主义是一种意识和创造性的共同体，其中扮演核心和关键角色的是霍米亚科夫。霍氏理论是在对东西方相互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将这种关系归结为自由和必然两种原则的相互作用。他认为，“自由与必然构成一种神秘本原，人的全部思想都以各种形式集中在这一本原周围。”[18]霍米亚科夫把西方归于后者，他认为，西方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与“聚合性”相对立。他“以东正教思想对黑格尔哲学和天主教理论中包含的理性主义加以批判，指责他们把必然性、物质需要置于自由和精神需要之上”[19]。霍米亚科夫认为，彼得时代之前的俄罗斯包含有真正的独特的开端，并因此成为一种理想，这种理论即源自聚合性理论。他坚持俄罗斯的独特性及与西欧国家的不同，将整个彼得时代之前的罗斯理想化。他指出：“从不久前起，已经有很多人谈到，俄罗斯建立在高于西欧的另一种原则上……如果这些言辞有一些意义，他们属于那些彼得时代之前的自发势力。”[20]按照霍米亚科夫的观点，俄罗斯有巨大的潜力和独特的文化，是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罗斯受到西方的影响。他相信如果采用其学说中有价值的东西，俄罗斯定能找到一条正确的与西方相区别的道路，将推动俄罗斯在获得社会正义的问题上比欧洲走得更远。

　　另一位奠基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一样，在对西方的批判上投入了很大精力。他指出了东西方人在思维上的不同：东方人关注的首先是思想精神内部状态的正确性，而西方人更多关注的是概念的外部联系，由此决定了俄罗斯文化的最大特点是生活和需要的简单性。因此，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都阐述了俄罗斯人重信仰、轻理性，重精神、轻物质的民族性并与西方人重理性、追求物质欲望作了鲜明对比[21]。基列耶夫斯基认为，西欧文化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俄罗斯人在科学和社会制度上与西方存在着差异，是落后的，但是俄罗斯人民拥有着纯洁的民族信仰，这是最重要的。因此，俄罗斯受过教育的人们的义务是：发展建立在民族生活基础上的原则，而不是高傲地对待它。基列耶夫斯基的理论是斯拉夫派的奠基思想之一，他认为俄罗斯负有崇高的使命，她应该成为整个欧洲生活新的中心，应该成为欧洲的精神领袖。俄罗斯人民应该明白欧洲文明的片面性并注意“本民族古老东正教信仰中的纯净的源泉”，这样俄罗斯将会找到智慧和心灵问题的答案。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是斯拉夫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同他的战友一样，他相信，俄罗斯有另外的不同于西欧国家的任务和特殊的道路，他毫不怀疑东正教信仰和斯拉夫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阿克萨科夫对俄罗斯人民的不独立和成为西方思想及情感的复制品感到气愤。他指出，“俄罗斯已经处于西欧的绝对权威下150年……我们应当让她呼吸强大的、健康的空气，应当治好她习惯于亦步亦趋的精神上的软弱无力和娇生惯养……我们应该首先将思想从西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22]应当帮助社会从“智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古老的俄罗斯历史和普通大众的现代生活自身”也应当从模仿中解放出来[23]。根据他的理论，彼得时代之前，人们的生活具有精神上的优越性，信仰促进了这种优越性，它永远是俄罗斯人生活的奠基石。但在彼得时代这种优越性脱离了社会生活，脱离了人民。阿克萨科夫相信，对于俄罗斯来说，独立性是具有可能性的，人民性的复兴在意识觉醒时是可能的。他说：“我们应当关注那些我们不了解的人民。独立性、人民性，这些都是全部生活、全部成功的首要条件。什么时候人民独立了，他的全部知识带来的成果才不仅对他一个人，而且对全人类都是有益的。”[24]因此，人们应当独立思考，社会生活和道路都取决于此。

　　尤里·费多罗维奇·萨马林也将视线集中到俄罗斯历史上，并同样试图找到它的转折阶段。与所有斯拉夫派前辈一样，萨马林将这个转折阶段与彼得一世的名字联在一起。萨马林研究并分出了俄罗斯社会与西方社会相区别的基本要素，这就是东正教和君主专制。但与霍米亚科夫不同，他看不起俄罗斯以外的斯拉夫民族，不认为俄国能从斯拉夫各国得到它未尝有过的任何新东西。萨马林说：“在整个斯拉夫部落的复杂性中寻找斯拉夫精神是错误的”[25]。这种观点是他在1842年写给波波夫的信中提出的。他认为俄罗斯斯拉夫精神的集中和完备是整个斯拉夫发展的目的和结果：“……整个斯拉夫世界的自我实现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是可能的，那就是俄罗斯认识自己。”萨马林将古罗斯看做理想社会并将其与现代俄罗斯和西方对立起来。他指出，俄罗斯没有征服，没有封建制度，没有贵族（特权阶层），也没有沙皇和人民之间的契约。俄罗斯人民的理想是不受限制的、统一的，且具有人民性的政权，它对所有人有效、以俄罗斯文明为领导且不经过可怕的革命就能建立，而在西方，它则是内战、宗教纠纷和社会变革的结果。

四 结论

　　根植于俄罗斯民族精神深处的斯拉夫主义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独特性思维发展的一个阶段。民族因素在斯拉夫主义的学说中是主要因素，且在俄罗斯民族思想的形成中具有深远的意义，东正教、沙皇专制、村社、人民性和对西方的批判在他们的学说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由于强调俄罗斯人民日常生活方式的重要性，试图免受西方的影响，斯拉夫主义者将自己的理想和俄罗斯人民的使命混为一谈，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偏颇的、有缺陷的，因此有人认为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但是，必须指出，他们的“民族主义”在于对人民的热爱，在于努力使社会回归俄罗斯人民应走的正确道路，这条路就是他们认为的俄罗斯人民在彼得一世改革前所遵循的相对和谐与光荣的道路。索洛维约夫说：“真正的爱国主义希望俄国尽可能美好，民族主义则确信俄国是最好的。”[26]斯拉夫主义当属前一种。

　　斯拉夫主义者幻想社会是一个由基督教价值和所有人共同谋求的公共幸福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将有对周围人的真诚信任和爱。他们将俄罗斯人民的使命和东正教理想化、绝对化，将其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他们将古罗斯理想化，号召走古罗斯的道路。关于这一点，阿克萨科夫这样论述过：“斯拉夫派希望不走回头路，但是主张按以前的道路向前走，不是因为这条路是以前的，而是因为它是正确的”[27]，“斯拉夫派并不是狂热的无原则的复古派，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反映的是受到伤害的俄罗斯的民族感情，是对彼得一世以来外国文化影响泛滥的一种反作用。——改革必须同人民的精神传统和风俗习惯相符合，自上而下地进行。”他们“试图走一条独特的俄国式的发展之路”[28]。

　　毫无疑问，斯拉夫主义的理论对俄罗斯来说，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别林斯基在《1846 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写道：“当代的最伟大思想成就之一( 斯拉夫主义) 便是我们终于了解到俄国有其同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必须研究这个历史，并根据这个历史本身，而不是根据同它毫无共同之处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历史作出判断。”[29]是的，如果不恢复并加强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传统，如果不致力于其内部的统一和精神的完整，任何一种改革都不能在完全意义上复兴俄罗斯。正如伊利因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不是一个可以不考虑其精神机制的规律就机械地、随意地往里填充东西的储藏室，它是一个具有其历史恩赐和任务的活生生的精神系统。”[30]

　　〔本文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俄罗斯斯拉夫主义哲学与俄民族自觉意识研究”（项目批准号：12d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常玢）

　　注释：

　　[1]соловьев в.с.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и его вырождение. соч. в 2 т. м., правда, т.1, 1989,с. 477.

　　[2]陈树林：《东正教信仰与俄罗斯命运》，载《世界哲学》2007年第4期。

　　[3]金雁：《俄罗斯村社文化及其民族特性》，载《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

　　[4]ахиезер а.с.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основания и смысл большевизм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2002,с.418.

　　[5]1380年的库利科沃会战1380年9月8日，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率罗斯军队同金帐汗国实际统治者马迈率领的蒙古军队于库利科沃原野（今图拉州库尔金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罗斯军队15万人，蒙古军队20万人。双方损失惨重。这次战役虽未结束蒙古统治，却使金帐汗国遭到毁灭性打击，从而加速了金帐汗国的崩溃，表明了罗斯各公国渴求独立的愿望日益增长，显示了罗斯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6]бердяев н.а.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 наука, 1990, с.8.

　　[7]如，“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论，由俄罗斯修士菲洛费伊提出。

　　[8]хоружий с.с. о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00，с.117.

　　[9]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尼尔·索尔斯基、吉洪·扎顿斯基等圣徒是这种“土壤”的精神理想。

　　[10]галактионов а.а., никандров п.ф.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ix-xix вв. л., лгу, 1989,с.284.

　　[11]季明举：《民族主义话语及其表述实质——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化运动及其历史影响》，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4期。

　　[12]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7页。

　　[13]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1页。

　　[14]бердяев н.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опыты по психологии войны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м., мысль, 1990, с.102.

　　[15]бердяев н.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xix века и 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зао "сварог и к",1997.,с.37-38.

　　[16]1832年，国民教育副大臣谢·谢·乌瓦罗夫提出“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体的“官方人民性”理论，其中专制制度是核心，东正教是精神支柱，人民性是指笃信上帝、忠于沙皇、服从地主。以此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法国大革命的信条“自由、平等、博爱”相对抗。

　　[17]同[15]。

　　[18]хомияков.а.с.сочинения в2—хт，т，2.работы по боголовию，медиум.журнал“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4，с.188.

　　[19]安启念：《俄罗斯宗教哲学述介》，载《哲学动态》1995年第12期。

　　[20]хомяков а.с. аристотель и всемирная выставка. в кн.: благова т.и. родоначальники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а. а.с. хомяков и и.в. киреевский.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5,с.195.

　　[21]刘祖熙：《试论俄罗斯文明》，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4期。

　　[22]аксаков к.с. еще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русском воззрении.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2,с.116.

　　[23]там же, с.117.

　　[24]аксаков к.с. передовые статьи газеты “молва”.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95, с.370.

　　[25]самарин ю.ф. стать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исьма. м., терра, 1997, с.158-159.

　　[26]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与欧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27]аксаков к.с. передовые статьи газеты "молва".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95，с.370.

　　[28]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3页。

　　[29]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взгляд на рус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1846 года /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собр. соч.: в 13 т. т. 10. м., 1956. с. 41.

　　[30]ильин и.а. о русской идее.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2，с.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