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分类号］
一、社会整合失败是苏联发生剧变的社会性因素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在他执政期间，苏共失去了执政地位，苏联最终解体并葬送了社会主义。导致苏联剧变的因素很多，20 多年来世界各国研究者对苏联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垮台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果将这些原因一一列举，只怕不下几十种之多。从表象上看，苏联发生剧变是政治上改旗易帜，是15 个加盟共和国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脱离。实际上，苏联解体远不止政治上的剧变，而是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多领域的翻天覆地的变迁。解体前的苏联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人口居第三位、共产党员占总人口约1 /10 的国家，若仅是政权性质的改变，不足以促使苏联那么大一个国家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彻底改头换面。如果社会成员之间紧密团结，支持原来的体制，那么单一的政权变更便难以撼动国家存在的社会基石。从苏联晚期的历史来看，苏联解体有深层次的社会性因素。
社会不是天然的有机整体，有可能处于无序、分裂的状态。显然，无序、分裂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成员的福祉。社会整合是将个体和群体凝结为人类生活共同体的过程，社会整合的状况决定了社会的团结程度、秩序和发展方向。社会学中关于“社会”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的社会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子系统; 狭义的社会仅指社会成员、群体之间的联系及因此而形成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因此，社会整合也有分别对应这两个层次的涵义。社会成员通过一定的媒介、方法和机制才能整合在一起，形成狭义的社会，这就必然涉及除社会本身之外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子系统。在整合过程中， 要通过一定的机制来实现社会的团结。社会整合机制由整合对象、整合中心、整合过程三个部分组成。整合对象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媒介，它可以是利益，也可以是意识形态。整合中心是指“能对社会个体、社会群体产生吸附力量，使之凝聚为社会整体的社会事物”[1]。它可以是政府、政党、社会组织、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等有形或无形的人或事物。整合过程是指整合机制发挥功能的动态运作过程。[2] 整合过程顺利与否关系着社会整合机制能否发挥作用。整合中心通过整合对象实现社会团结，将社会攒成整体的目标。
苏联剧变是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子系统深刻变化并最终瓦解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不是孤立的。苏联社会整合失效是随着政治整合失败而发生的; 同时，社会整合失效也是促使苏联发生剧变的社会性因素，并加剧了政治剧变的负面影响。在苏联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下，基于国家的绝对优势，社会整合机制与政治整合机制高度重合，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社会整合存在整合过度和整合不足双重情况。整合过度体现在执政党和政府无视社会实际状况，武断地认为社会只存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且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利益一致，对社会分化和各种矛盾认识不足，试图用政治整合代替社会整合，通过政治与行政力量等硬性力量将已经严重分化的社会成员攒成铁板一块。正如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 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 所说，苏联的共产主义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组织将社会成员组织为一个统一整体的。[3] 但这种整合是刚性的，抗打击力弱。而社会整合不足体现在整合机制的不健全，整合中心单一，社会自组织化程度低，执政党和政府不能调和特权阶层、官僚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以及俄罗斯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等不同群体的复杂矛盾，结果令社会各群体、各系统之间出现断裂。因为对整合对象的作用重视程度不够，整合中心单一，整合机制不健全，社会整合机制( 以及政治整合机制) 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社会( 以及政治) 团结，导致整合过程困难重重，无法实现社会的团结。当出现政权更迭时，社会成员不愿亦无力维护原有体制，最终导致社会的解体和政权的更迭。事实上，这些问题并不仅出现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而是苏联长期存在的现实，只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催化剂作用下彻底暴露出来罢了。
二、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整合失败的原因
( 一) 忽视整合对象的作用，弱化了向心力、维护力和动员能力
1. 利益分配不公引发社会成员普遍不满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本质的体现。利益是最基本的整合对象。利益可以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其中经济利益是最根本的利益，是将社会成员凝聚在一起的根本原因。苏联的所有制决定了苏联绝大部分社会成员获取物质利益的方式是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等非工资收入。这是普通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最基本的权利和利益，也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分配是否公正合理直接影响社会成员对政权的信心，决定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苏联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实行统一的平均主义工资政策，职工的劳动所得既与个人劳动积极性无关，也与所在企业或农场的效益无关，而与是否担任领导干部及其所处职级等政治地位有关。与斯大林时期相比，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的货币收入差距虽然大大缩小了，但是由于非货币收入差距的扩大， 到了80 年代中期，二者之间的可支配收入差距实际上拉得更大。职务名册制等制度的长期实施造就了与社会主义原则相悖的特权阶层，苏联的社会结构、阶层结构悄然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和他的家人也没有拒绝优渥的特权。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中，因为特权阶层的形成及其内部分化，因为经济改革而形成的财富精英，因为影子经济长期存在而形成的小商人、小企业主这类新的群体等，使得苏联的阶级阶层结构愈加复杂。正如有学者从社会结构对政治整合所产生的作用角度分析的那样: “苏联单一化、两极化社会结构在承当保障集权体制职能的同时，在相当的程度上没能再生产出保障集权体制健康运转的社会力量，反而再生产出了桎梏和动摇集权体制的破坏力量。”[4]这种破坏性力量既指制度设计和再生产所形成的各种次级制度及其负面影响，也可以指制度生产出来的特权阶层， 还可以是指反社会团结的各种力量。由于苏联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高度重合，以至于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完全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社会整合状况岌岌可危。
长期以来，苏联的分配理念与制度一直处于悖论当中: 意识形态宣教上倡导平等，而在制度设计和实行中两极分化严重。苏共和苏联政府却无视社会的分化，唯心地认为苏联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一致。建立在政治身份基础之上的分配制度由于违背了社会主义倡导的平等价值观，不断销蚀社会成员对社会制度的认同感和制度本身的合法性。
2. 经济改革没能弥合两极化的收入差距，利益整合难以为继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长时间的积弊使得苏联的经济停滞不前。1985 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经济领域的改革。从“社会经济加速发展战略” 到经济分权改革，苏联的经济领域经历了生产资料国有化改造和建立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调整。经济分权改革对经济结构、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影响了社会心理和社会整合。
改革的核心思想是“改变计划的指令性质”， “实质上意味着中央对经济资源绝对指挥权力的分散，国家管理部门利益向社会下层的转移”[5]。改革削弱了各级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管理干部的权限，损害了曾经利用职权获取非法收入的这部分人的利益; 改革涉及机构精简和人员调整，触及了部分干部的利益，引发了他们的不满，增加了这部分人的离心力。
由于企业实行的是“完全经济核算”、“自我补偿”、“自筹资金”和“劳动集体自治”的“三自一全”改革和工资改革，对于工人来说意味着平均主义“大锅饭”和“铁饭碗”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多劳多得成为可能。从长远来看，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是合理的。但是短时间内对部分工人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比如会造成失业、收入减少等。这些负面影响激起了工人们的不满。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能改变部分社会成员享有特权、大部分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等各种不公正状况。不同阶层、群体之间所能够享受的经济利益依然是不平等的。经过经济分权改革，多数群体的经济收入没有明显提高，不平等、不公正的状况却加剧，引起了大多数普通社会成员的极度不满，导致改革陷入没有一个阶层坚定拥护的尴尬境地，促使特权阶层萌生了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合法化的想法，消磨了普通社会成员对私有化的防备之心。
有学者指出: “在20 世纪80 年代，绝大多数的党—国精英都是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们从没有考虑过为苏联社会的未来选择方向。”[6]有实证研究显示，1991 年莫斯科的大多数精英分子转向支持资本主义。[7] 换言之，当时的苏联精英是被物质利益而非理想信念整合在一起的。当他们发现选择另外一种制度会更有利于利益的实现和合法化，有利于利益在代际之间传承时，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转而拥抱资本主义。
3. 公开性、民主化改革造成消极反抗和公开反抗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除了赫鲁晓夫时期对公共舆论有过短暂的、一定程度上的“解冻”外，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均对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严格控制。在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下，上至苏共高级干部，下至普通社会成员，在苏联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能对领导人、苏共、苏联政府发表与官方看法不一致的言论。但是不允许发表并不代表客观上不存在不同意见，消极反抗以各种形式出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白天说官话假话、晚上闭门说真话的“夜间人现象”，关起门来抨击时政的“厨房争论”现象以及各种类型的政治笑话均是人们消极反抗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即进行公开性和民主化改革。1986 年，戈尔巴乔夫开启了公开性改革; 1988 年取消报刊保密总局的检查职能，同年取消对西方报刊的审查; 1990 年6 月，苏联颁布新闻出版法《苏联出版和其他大众媒体法》，正式取消书报检查制度。改革的目的是解除对公开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限制，允许个人和媒体对苏联领导人、党政机关进行批评，鼓励社会成员参与国家法律、重大政策的讨论，发挥舆论监督功能。这表明任何组织、个人均有利用舆论宣传工具表达观点而不受国家干涉的合法权利。但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媒体从党的喉舌变成了党和社会主义的掘墓人，一批反苏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组织逐渐以合法身份进入大众的视野，深刻影响了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安全。
鉴于之前苏联在社会生活、思想领域采取压制、严格管控措施，从改革初衷来看，这个改革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公开性改革令苏联的各种社会组织迅速崛起，社会成员获得了言论自由的权利， 同时也使得社会成员对苏共、苏联政府的不满在短时间内呈井喷之势爆发出来。苏联的历史、领导人的过失等被拿来公开讨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媒体、个人故意丑化苏联历史，蓄意抹黑苏共和苏联领导人，从过去的个人崇拜转变为彻底的诋毁与抹黑。不客观、不公正的舆论迅速点燃了长期生活在不公正环境下的社会成员的非理性情绪。公开的、具有引导性——当然是引向反对苏共、反对苏联政府、甚至反对社会主义——的讨论彻底激发和极化了社会成员的非理性情绪，逐渐湮没了少数理性的声音。原先隐藏在政治高压下、持续多年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部分激进知识分子在公开性改革中如鱼得水，推动消极反抗变成公开反抗，推动戈尔巴乔夫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转变为反苏共反社会主义的变革，促使改革朝激进的方向转化。
1987 年初，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的讲话，之后苏共开始把改革的矛头对准整个党的体制，强调发展党内民主，进行“根本革新”。1988 年6 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出台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 主张党政分开和改革选举制度，并重提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民主化改革为反对苏共、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提供了合法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后者在短时间内迅速聚集起力量， 将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逼进了死胡同。
戈尔巴乔夫的本意是通过公开性、民主化改革提高社会的凝聚力，通过动员广大社会成员的力量来获取社会成员对其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支持。而事实上，他的改革非但没有调动起支持改革按照原定目标进行下去的力量，没有增强苏联社会的凝聚力，反而由于采取全面揭露、全盘否定历史和前任领导人、在短时间内彻底公开的方法，使社会成员对苏共、苏联政府甚至社会主义长期以来积聚的不满也一并公开化、极端化，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的“广场效应”持续发酵、扩散，加速了社会的分裂。
( 二) 整合中心单一，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重叠并同时失效
1. 广大普通党员、社会成员对苏联党和政府失去信任和支持
苏联共产党及其主导的政府一度是苏联社会几乎唯一的整合中心。但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已经无法在党内形成有效合力维护党内团结和社会团结，以至于当苏共面临解散、苏联面临解体的危机时刻，广大党员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任由事态发展。
首先，苏共历史上进行过几次大规模清党运动。政治清洗造成很多冤假错案，一大批党员蒙冤受屈; 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伴随着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不同程度地带来党员和普通民众思想上的混乱和社会动荡”[8]，影响了很多人对党的认识和信任。其次，多年来苏共内部形成的特权阶层及其腐败行为销蚀了普通党员和社会成员对苏共的信任与维护。为了不因职位变动而影响特权享受， 为了使后代也能享受丰厚的物质利益，特权阶层中的一部分人逐渐变成了苏共的反对者，国家堡垒从内部被攻破。
再次，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内部分化严重，维护原有制度的保守派、主张激烈改革的激进民主派以及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较为温和的改革派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分歧严重，撕裂了苏共，也逐步撕裂了整个社会。
最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起到了分裂、瓦解党组织以及苏共的效果。在苏联的最后几年，党员流失加剧，退党潮高涨，基层党组织涣散，凝聚力丧失，广大普通党员无所适从，苏共整合中心的作用失效。
以“8·19”事件为例，“政变”失败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发动事件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没有动员广大党员、社会成员积极参与; 另一方面，在事件中苏共中央委员会未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表示任何支持。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时，从群众到党员再到苏共中央，无人表示异议，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站到了叶利钦一方，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不合法。[9]
2. 工会等群团组织不再一心支持苏共和苏联政府
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苏联，共青团、工会等主要的群众组织官方色彩浓厚，被看作是苏共和苏联政府的附庸。共青团因为是输送领导干部的重要渠道，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和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成为“贡献”腐败分子和寡头的主要据点， 不得民心，起到了消解社会凝聚力的负面作用。例如，根据俄罗斯学者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 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 的研究，1992— 1993 年间俄罗斯100 家最有影响企业的创办人中，有17%来自共青团[10]。
现代工会是工人运动的产物。工人运动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显示，工人运动并不必然与社会主义运动一致，一旦二者之间存在分歧，工会就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苏联工会自成立时就强调在苏共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长期以来更像是官方机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人组织。占社会成员多数的工人阶级原本就对收入和生活状况不满，在戈尔巴乔夫进行经济改革之后，普遍对改革表示失望。民主化和公开性改革为工人表达不满提供了合法的渠道，进一步消解了他们对社会体制、执政党和政府的信心，降低了政权的合法性。在苏联存在的最后两年时间里，部分工会一反先前苏共附属物的特点，开始摆脱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控制，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参加争夺代表权、争取利益的斗争。例如，肇始于库兹巴斯矿区的矿工罢工，由经济要求逐渐过渡到建立独立工会等政治要求上。工人们寻求建立独立工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原来的工会已经不再能够真正代表自身的利益。这种不信任不仅是对原有工会本身的不信任，更是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不信任， 正如有学者分析的，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还严重地破坏了苏联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11]工人作为普通社会成员，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与知识分子、部分官僚相比是消极和被动的。在苏联的最后时期，相对独立的工会力量虽然并未成为强有力的整合中心，但是由于苏联体制长期不得人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没有让他们看到希望，当激进民主派攻击苏共和苏联政府时，他们已经不去主动维护，反而被引导或拥护或放任激进势力摧毁执政党和政权。
3. 新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逐渐作为反体制的整合中心积极活动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领导干部、工人、知识分子等主要社会阶层中间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分裂，形成了一些新的整合中心——反苏共、反社会主义的整合中心。在公开性改革之后，之前处于半地下状态的、数量有限的公民组织迅速发展。它们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巨大突破，活动也由半地下发展为自由、合法的活动。它们的主要成员和骨干是部分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高级领导干部， 因而活动能力强，社会影响大。它们不是与原来的整合中心即苏共和苏联政府同仇敌忾，维护社会的团结，而是与政府“唱起了反调”。它们最显著的作用是消解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执政合法性， 破坏社会的团结。这些组织有的坚持传统、反对改革，有的阳奉阴违、消极参与改革，有的在坚持原有体制基础上进行治标改革，还有的主张进行彻底激进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令社会成员进一步分化，承诺带给人们好生活的激进改革派逐渐占据上风。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了改革的命运，也决定了此后社会发展的走向。
( 三) 整合过程困难重重，最终导致社会解体
整合过程是靠整合机制发挥作用来实现社会团结。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机制与社会结构、国家制度设置有直接关联。国家—社会关系决定了社会整合的方式和效果。俄罗斯学者符拉基米尔·科隆泰( владимир коллонтай) 认为，由于民族和宗教多样性等原因，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对社会团结所起的作用较小，长期以来，俄罗斯养成了着重以强制和行政手段求社会团结的习惯。[12] 这种判断部分程度上适用于苏联。国家—社会关系中国家过于强大、社会过于弱小，执政党和政府掌握绝大多数社会整合资源容易催生出这样一种现象: 社会与国家高度同构，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高度重合，政治整合甚至可以等同于社会整合。因此，苏共在政治整合上的失败直接牵连、传导到社会整合层面，造成社会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极端化的结果。国家和社会成员之间没有缓冲地带，出现矛盾时，社会成员往往把原因全部归咎于执政党和政府，甚至政治制度，导致社会解体与政治剧变同时发生。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的社会整合机制已经无法维持社会团结与稳定。
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按照计划经济体制分配经济资源，实行党政一体的组织模式，执政党和政府掌握了几乎所有资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短时间内使经济、政治、思想资源迅速多元化，执政党和政府对各种资源的掌控力急速下降; 与此同时，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机制并没有同步改变，导致整合机制不能与现实状况结合，发挥不了维护社会团结与稳定的作用，原先通过政治强力换来的社会成员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服从迅速瓦解。政治合法性被销蚀与社会凝聚力、向心力遭到削弱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一旦政权有被推翻的迹象，社会也有面临解体的风险，社会成员不会对失去合法性的政权及其主导的社会进行维护。
同时，党政一体、国家—社会关系中国家在社会整合中的绝对优势使得苏联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 一旦作为整合中心的执政党、政府以及反对派、亲资本主义联盟这类苏联后期出现的新的整合中心呼吁瓦解原有体制，就会立刻在社会上形成导向作用，引发广大社会成员的盲目跟随。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民意调查显示: 民众总体上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 相反，在精英分子中，大部分人是资本主义者。[13] 普通社会成员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生活经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的限制，并不能对领导层的真实意图、政策走向、社会发展趋势作出正确判断，并且由于有效的组织化程度低，在群情激荡、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被少数人牵着鼻子走的“乌合之众”，基本上是原子化的存在。这也是反对派、亲资本主义联盟等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支持，继而瓦解原有整合中心的结构性原因。
苏联的社会整合主要靠的是强力控制，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意识形态灌输与教化。长期以来民生没有得到改善，社会成员所享受到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与意识形态宣传的相差太多，逐渐激起了社会成员的不满，透支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力挽狂澜，而且他所推行的经济改革令生产资料、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经济局势更加恶化; 所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改革搅乱了苏联的思想领域、政治局势和社会生活，彻底击碎了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在经历“自毁长城”的各种改革之后，苏共和苏联政府获取、支配整合对象的汲取能力，向社会成员回馈物质利益、思想观念的赋予能力，动员起各种资源，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团结的能力均大幅减弱; 相反，社会成员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离心力剧增到足以摧毁苏联社会主义的程度。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同时失效，苏共失去执政地位，国家解体，社会陷入混乱的局面，并且社会失序的状况持续到了解体之后的一段时间。短时间内的阶级阶层分化剧烈，寡头化严重，普通社会成员原子化，社会整合更加困难。
三、苏联社会整合失败的启示
苏联社会整合失效的情况对相关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吸取教训，促进社会的团结、稳定和发展。
( 一) 完善分配制度，公正合理地分配物质利益
1. 平衡汲取与赋予的关系
汲取能力是整合中心获得、支配整合对象的能力。在现代国家，这主要表现为政府收取税赋的能力和在收入分配中对资源的支配能力。赋予能力是整合中心向社会成员回馈整合对象，如物质利益的能力。为了在短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 为了在美苏争霸中取胜，苏联实行全力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在分配环节，忽视普通社会成员与特权阶层之间的不公不谈，强汲取—弱赋予能力的反差降低了社会成员的认同。这些政策固然使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并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赢得胜利和抵御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进攻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持续几十年不变的政策指向却令广大普通社会成员长期陷于正常的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尴尬境地，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
2. 适度提高脑力劳动者的收入
苏联在分配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压低脑力劳动者的收入。脑力劳动者( 包括知识分子) 的收入比部分体力劳动者的收入低，导致了知识分子的不满。物质生活的相对贫乏令他们逐渐对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失去信心与耐心。在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知识分子有自由发声的权利之后， 这种不满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与声张。由于知识分子工作的特殊性，作为思想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在思想舆论的制造和意识形态生产上具有很大的能动性。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知识分子对原有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消解作用明显。
3. 建立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公正的分配制度，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生活水平
苏联体制创造出来的特权阶层享受着丰富甚至奢侈的物质生活。特权阶层的存在是苏联分配不公、违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重要表现。特权阶层优渥的生活是普通社会成员贫乏生活的强烈刺激性参照系。同时，特权阶层逐渐滋长了特权意识和阶层意识。他们不仅希望自己能够长期合法地拥有这些特权，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合法地享受特权。这种心理和利益诉求促使他们在苏联的最后一段时期公然走向拥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苏联最后几年的历史中，激进民主派得到越来越多社会成员支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宣称会通过更有效的改革来迅速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要建立公正的分配制度，使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公正合理地配置; 建立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社会成员进行兜底保障; 调整各种生产要素在分配中的作用， 适度调高劳动、知识在收入分配中的贡献比例，使汲取能力与赋予能力成正比。
(二) 采取生动、灵活、生活化的意识形态宣传方式
苏联对意识形态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特点。在苏联存续的大部分时间内，苏共和苏联政府对意识形态的管控都很严格。戈尔巴乔夫进行公开性改革之后，意识形态宣传的出口迅速增多，管控基本放开，造成了思想领域的混乱，为之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提供了思想条件。有学者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时期大众传媒的角色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党的喉舌变成同党唱反调的“民主派”和分裂势力的代言人、策划者和导演。[14] 意识形态及其宣传机器对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所起的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
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系社会的团结、政权的稳定都有极大的作用。放开意识形态管控显然是不可取的。可以从两方面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
1. 以效果为导向，进一步改进宣传方式
意识形态宣传是塑造社会心理、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途径，高效的意识形态宣传方式必须是能够深入人心的。如果说意识形态宣传广度和力度很大，但是宣传效果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宣传方式有关。在宣传中应将宏大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使用生活化的语言，采取灵活多样、与时俱进的方式，从而更容易令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将宣传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 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占领宣传高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新媒体时代正式来临。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工具，新媒体具有传播主体多元化、自发性、传播快、时效性强、传播范围广、互动性强等特点。重视新媒体的作用，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充分利用多种传播工具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 三) 培育以维护社会团结为宗旨的多元整合中心
通过对苏联社会整合机制的考察可以发现， 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整合机制的整合中心集中在党和政府，几乎将政治整合完全等同于社会整合， 整合中心单一，没有充分发挥出社会性整合中心的积极作用。整合中心单一的后果是，一旦唯一的整合中心失去原有功能，不再具有吸引力，社会成员对整合中心不再信任，缺乏向心力，社会就极有可能陷入没有核心的涣散状态，甚至发生解体。相反，多元化整合中心的好处在于自我调节能力强、可替代性和功能的多元化。
1. 无论多寡，整合中心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即维护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整合中心内部是否团结、对待重大问题上的态度是否一致决定着整合的成败。在戈尔巴乔夫进行一系列改革之后，苏共内部意见分歧很大，在苏共内外均出现了组织化的反对派，苏共可谓腹背受敌，整合能力大大削弱。同时，公民组织大量出现，出现了能够整合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目标与苏共和苏联政府迥异的整合中心。这些组织的主要目标是批判和瓦解原有的社会体制，而不是促进社会整合。在国内外局势和矛盾日益复杂化的当今世界，维护党内团结，保证整合中心的正向功能是确保社会团结与稳定的必要条件。
2. 整合中心多元化不意味着社会整合没有责任主体，而是责任多元化，发挥作用多元化
社会与国家并不是天然对立的两极，社会组织不是政治组织，培育社会组织并不意味着培养反党、反政府力量。相反，如果社会组织能充分发挥正功能，会成为重要的向心力来源，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出现矛盾时，社会组织通过自我调节机制或制度化的渠道表达意见，可以分散、疏导、化解社会风险，起到安全阀的作用，避免社会民粹化和各种激进行为的发生。2015 年，中国开启群团管理体制改革。借着改革的春风，树立正确、积极、开放的理念，在充分挖掘工青妇群团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社区等存量整合中心团结社会的基础上，发挥非政府组织、社会成员间的互助组织、趣缘群体等增量在整合社会方面的作用，对于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团结与稳定大有裨益。
[本文系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整合问题初探”( 项目编号: 14c02) 的成果。]
注释：
[1]郑杭生、李强等《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398 页。
[2]郑杭生、李强等《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404 页。
[3]［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新华出版社2004 年版第10 页。
[4]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260 页。
[5]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330 页。
[6]［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46 页。
[7]［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46 页。
[8]李燕、张树华《苏联解体前苏联基层党组织与党员思想状况分析》，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 年第11 期。
[9]陈凤翔《苏联“八·一九”事件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75 页。
[10]［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55 页。
[11]［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85 页。
[12]［俄］符拉基米尔·科隆泰《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载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2000 年第1 期。
[13]［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52 页。
[14] 李宏《苏联解体的传媒因素及其教训》，载于《现代传播》2011 年第4 期。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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