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键词:
当今社会没有比斯大林更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了。斯大林依然“活”着,他每天都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人们都在谈论他。大部分频道宣传的都是自由主义的观点,它们对斯大林的很多评价显然是毫无根据的。至于大众传媒的文章,关于斯大林的评价态度基本是10: 1 的关系,即有1 篇正面评价斯大林的文章,就会伴随10篇否定斯大林的文章。然而公众意见的调查结果显示,2013 年肯定斯大林的人占49% [1],可见整个俄罗斯社会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是分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当代追随者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也是分裂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关于斯大林的争论仍未停止,他们对斯大林的评价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那么,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能停止争论? 历史上发起的三次“去斯大林化”运动是否是影响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态度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 它经历了哪些阶段? 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本质是什么? 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一、俄罗斯社会公众对斯大林态度的分裂
俄罗斯莫斯科卡内基中心进行的社会调查显示( 见图1) ,2000 年以来,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持肯定态度的人占二分之一左右,持否定态度的人占三分之一左右,对斯大林抱有钦佩、尊敬、好感等积极态度的人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对斯大林抱有反感、愤怒、恐惧、厌恶、仇恨等消极态度的人占五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俄罗斯居民对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持肯定态度的比例呈上升态势,从1994 年的27% 上升到2013 年的49% ,1989 年斯大林在杰出历史人物排行榜上排在第11 位( 12% 的人赞同) ,2012 年上升到第1 位( 42% 的人赞同) 。
图1 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评价( 2001-2012年)
资料来源: гудков л.отношение к сталину в россии и странах закавказья.http: / /www.levada.ru /sites /default /files /stalin.pdf.
上述数据显示出当前社会有关斯大林态度的分裂特征,分析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有助于了解问题的真相。斯大林1931 年2 月4 日在首届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劳动者会议上的讲话有助于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 到100年,我们必须在10 年内跑完这段距离,要么我们做到了,要么我们被打倒”[2]。一位年轻人在网站上评价道: “这句话是在1931 年说的,恰恰在10 年后,也就是1941 年,敌人企图要打倒我们,但是他们没有得逞。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到了:我们在10 年的时间里跑完了50 年到100 年的路程”,如今,1931—1941 年这段10年的历史却被说成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罪行。试问: 把一个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独立而准备战斗说成是犯罪是否合理?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有人把这说成是犯罪,那么他一定是俄罗斯的敌人,因为他把我们的功绩说成是犯罪!
这位年轻人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在这段历史功绩的背后,同时隐藏着斯大林的错误和人们所说的“犯罪”,这就是完整的斯大林。让我们先从理论层面看,斯大林当时做出决策所处的形势和最初的特点是怎样的。首先,斯大林反对包含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拒绝了列宁模式,结束了新经济政策,采用了不利用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他的考虑是十分谨慎的: 苏联必须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必须得到可靠的军事保护,以防御敌国的侵犯。那么在实践层面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要在一国处于围剿的壁垒中强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一方面,帝国主义也就是我们的敌人,特别是英国,这些200 年来的恐俄人,一直很仇视俄罗斯; 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领域中要展开反对资本投资的斗争,首先要反对市场关系,同时还面临着与传统社会的斗争,包括反对旧的传统,换之以新的生活方式,反对宗教偏见。当时社会动员的政治主体主要是斯大林和他身边的领导集体,包括他所建立的专断的制度和强硬垂直的权力体系。能否把斯大林建立的社会政治体制称作是极权的? 我认为不能。我们知道这一名词是从哪儿来的,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使用这一名词的( 当然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很大的争议) 。当时动员劳动群众的意识形态是相信很快就能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劳动群众的英雄主义,同时还有严格的劳动纪律和对违反劳动纪律实行的严厉的惩罚。当时主要的执行主体是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或者说是党和国家的官僚集团,这正是与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历史有关的所有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 斯大林不得不依靠官僚集团来完成当时面临的历史任务———在10 年的时间里把苏联建设成现代化的军事工业强国。事实上,斯大林本人对贪图利益享受的官僚集团是十分反感的。1928 年斯大林在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到了官僚主义对党的危害。他指出: “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它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里,不论是党组织里、共青团组织里,不论是工会组织里、经济组织里都存在……如果问题只在旧官僚主义分子身上,那么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就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糟糕的是问题并不在旧官僚主义分子身上。同志们,问题是在新官僚主义分子身上,问题是在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分子身上,最后,问题是在共产党员中的官僚主义分子身上。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是最危险的一种官僚主义分子。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党员的称号来掩饰自己的官僚主义。遗憾的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在我们这里并不少。”[3]1941 年卫国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从女儿那得知古比雪夫市政府正在为因德国进攻从莫斯科撤退的官员的孩子们成立特殊学校时,曾用“可恶的社会等级”[4] 来表达对官僚主义行为的愤怒。当时绝大部分老的党和国家的官僚再也不愿意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无私地奉献了。这些人在革命年代立下了很多功勋后,到了30 年代想拥有权力,尽可能多的权利和特权。这无疑是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也是斯大林的灾难。
二、三次“去斯大林化”浪潮及其影响
“去斯大林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概念,它来自西方de - stalinization 一词,又称“非斯大林化”,最早出现在西方20 世纪60 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去斯大林化”的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即《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以及苏共二十二大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迁出红场墓地,止于1964 年。60 年过去了,所有电视和报纸都在回应这桩事件,自由主义的观点是,赫鲁晓夫捍卫了共产主义,事实上,赫鲁晓夫重复了斯大林的做法。正如马克思讽刺路易·波拿巴时所说的那样: “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 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5] 也许这一论断并不带有普遍性特点,但这一次不是例外。出于自己对权力的渴望,赫鲁晓夫试图在人民面前建立起一副公正的领导人的形象,而其真实的形象却是唯意志主义、较低的文化水平、少有的自信和害怕揭发自己的罪行。赫鲁晓夫知道,需要加快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然而另一个时代来临了,国际关系的缓和打开了同西方社会的新联系。赫鲁晓夫给官僚集团的稳定地位带来了威胁,很快被解除了职务, “去斯大林化”被制止,这一步是正确的,但这并没有快速有效地解决摆在国家面前的宏伟建设问题。赫鲁晓夫所提出的运动最初是被保留的,但是到了70 年代中期,来自上层的动力越来越弱,由解冻产生的强大动力并没有推动社会快速地向前发展。第一次“去斯大林化”浪潮不仅给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还使中苏两国关系严重恶化,还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斯大林态度的分裂,也是苏联解体、苏共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试图在斯大林的功过评价问题上寻找平衡,但并没有找到智慧的官方表达方式。尽管支持“去斯大林化”的力量还存在,但已无法对官方和民众产生巨大影响,却给西方反苏维埃势力提供了支持。
“去斯大林化”的第二次浪潮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持续时间长,强度更大,堆积如山的反斯大林文学作品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直到普京执政后“反斯大林化”进程才渐渐停止。在党的领导集体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积极有意识的支持下,开始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缺点的批评,然后越来越偏离事实,很快转变为抹黑,转变为对整个苏联时期的完全否定。直到现在,人们都很难理解,这些曾经保证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苏共领导层怎么能够实现这样的逆转,以至于五年之后让反共产主义情绪在社会心理中占了主流,这种社会情绪又必然地导致了一场革命,而且是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苏联的革命。我们从前苏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很多详细的解释。在方法论层面,转轨的路线图( 我们称其为改革的推动力) 先是由宣传部的负责人制定的,然后再由苏共中央委员会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1985—1990 年) 最终完成。雅科夫列夫在给一些法国作者集体编写的反对苏联的书籍《共产主义黑皮书》作序时写道: “我曾经多次刨根问底地研究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他们都是新的宗教的创立者,一种宣扬仇恨、报复和无神论的宗教……正是这些经典作家把我变成了反共人士……很早很早以前,大约在40 年以前我就明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科学,而是一个吃人的、鼓动人们自相残害的政论作品。由于我生活工作在苏联体制的核心层,甚至在最高层———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我很清楚地认为,所有这些理论和计划都是胡言乱语,更主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体制中,不过是官僚主义的机构和干部,或者一群官僚主义的活动家而已,各式各样的活动家: 有精明能干的,有愚蠢的,还有的人简直是傻瓜。他们都是玩世不恭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包括我在内。他们公开膜拜虚伪的偶像,仪式很神圣,靠着真诚的信仰支撑自己。二十大过后我和周围身居高层的朋友以及志同道合的人经常讨论国家社会民主化的问题。我们选择一种简单的宣传列宁晚期思想的方法作为武器,一群实际的人,而不是虚伪的改革者制定了( 也许是口头地) 下面的计划: 用列宁的权威打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如果成功,再用普列汉诺夫和社会民主党打击列宁,然后再用自由主义和人道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打击暴力革命的主张……苏联的极权体制只能用公开性和党的极权纪律来摧毁,而且要用完善社会主义的好处来遮掩……回顾过去,我可以骄傲地说,狡猾、聪明但又十分简单的策略——用极权主义反对极权主义的办法成功了”[6]。
很难断定这些人当初是不是这样想的。事实上从观点上确实发生了舆论的转变,出现了一些强加给当时苏联社会的新观点。1986—1991 年改革初期就结束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局面,苏联社会意识中形成了各种各样评价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不同观点,理论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思想流派,这些思想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越来越相互对抗。1986—1988 年间人们开始讨论要回到列宁,回到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当时出现了“回到列宁”的宣传标语,还提出了列宁思想中反官僚主义革命的宣传口号,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攻击方向发生了转变: 斯大林成了歪曲列宁主义观点的党的主要领导人,直到改革末期这种观点一直是党持有的官方立场。1990 年苏共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奇·卢基奇·斯米尔诺夫写道: “斯大林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冒充自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7] 最初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沃多拉佐夫、布金科、普里马克、沃尔科戈诺夫,主要文章有奥托· 拉齐斯的“斯大林反对列宁”、格·格·沃多拉佐夫的“列宁与斯大林”,等等,他们对斯大林的批判有很多差别,但都是次要的,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最初的区别是对斯大林道德指责的界限不同。然而,当雅科夫列夫等众所熟知的改革设计师们试图将攻击的苗头引向列宁时,形势变得尖锐激化了。一部分学者和政治家挺身捍卫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十月革命的理想,另一部分学者继续批评列宁和十月革命。亚·谢·齐普科在1988 年底1989年初发表了题为“斯大林主义溯源”的系列文章,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实质隐藏在列宁思想里,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议题已经不再指向回到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而把暴力夺取政权归罪于布尔什维克。回归已经脱离了70 年的统一世界文明的轨道的问题提到了日程。当然,至今仍有一些学者和政治家继续捍卫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认为需要对苏联历史时期进行深入客观的研究,他们坚决反对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自由主义观点似乎是戈尔巴乔夫宣扬的公开性和自由化政策的自然结果,然而,意识形态多元化并没有把我们引向真理探索,找到事情的真相。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声音愈加响亮,彻底否定了苏联历史时期的正面经验、十月革命的理想和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到改革末期这种意识形态变得更加激进和有攻击性,1991 年8 月过后已成为叶利钦总统及其幕僚激进式改革的官方意识形态。
改革末期各种意识形态观点之间的争论出现严重分裂的状态。如果说1986—1991 年间这些争论的界限还比较模糊的话,毕竟绝大多数流派仍属于党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1991 年8 月改革失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已不再是党和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甚至从中小学校、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取消了。在此期间业已形成的各大思想流派之间继续争夺话语权,但已经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已成为被侮辱、被打击的对象。后苏联时期争论的气氛发生了逆转,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们转为公开地进攻。他们占领了主要的电视频道、无线电台,创办了几十个自己的自由主义报纸和杂志。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陷入复杂的境地,而且在不同队伍中间失去了过去的统一和明显的界限,他们都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多数学者在理论层面继续捍卫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在广泛的哲学层面和其他各种思想层面,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公开转向接近传统社会民主党立场的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昔日和布尔什维克组成统一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的观点发生了历史重演。上世纪90 年代和新世纪头10 年,人们为成立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亚·尼·雅科夫列夫在这一时期曾当过俄罗斯社会民主联合党主席,但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在社会民主观点范围内最初形成了一些规范框架,在这些框架下展开了关于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一方面拒绝承认苏联进行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承认十月革命确立的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肯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斯大林20 年代末应该坚持新经济政策,拒绝变革。然而很快形成了另一种局面,对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完成的十月革命评价越来越尖锐,这些学者明显抱有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他们承认马克思,但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更不承认斯大林,称他为独裁者甚至做出更糟的评价,这时已经很难对不同学者的观点做出明确的划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罗·亚·梅德韦杰夫在著作《俄国1917 年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失败》一书中阐述了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的确是一种退却,但是是一种从错误道路上的退却,这条错误的道路将会把俄国共产党和苏俄引向坟墓[8],斯大林在上个世纪20 年代末停止了新经济政策,结果是低效僵硬的集权式国家社会主义,这种体制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但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
瓦·米·梅茹耶夫、格·格·沃多拉佐夫和谢尔盖·杰姆利亚诺伊等学者曾不止一次表达过极端的观点。瓦·米·梅茹耶夫认为,布尔什维克过分追求权力,在尚未具备成熟条件的情况下就开始了社会主义运动,意味着革命必然走向失败。格·格·沃多拉佐夫甚至要求把苏联领导人作为纳粹罪犯推上纽伦堡法庭。这些布尔什维克者的批评与激进自由主义者的评价十分接近。著名哲学家谢尔盖·杰姆利亚诺伊写道: “斯大林实行了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独裁,建立了残酷的动员式经济,还为这种经济安排了古拉格这样令人不堪忍受的飞地……如今众所周知,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类”沿着“十月革命的路线”走向了哪里,这些人陷入了历史的死胡同,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办法是必须返回世界文明的主流大道。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在20 世纪遭遇了全局历史性的挫败,而且几乎很难彻底恢复……在我看来,可以说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只有一个,十月革命是基督诞生以来破灭的最大的乌托邦”[9]。
尽管苏联民众一直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维埃生活方式的阻碍,但相对于充斥社会的反斯大林、反苏联作品,力量十分微弱。21 世纪初开始的多元论时代逐渐变为自由主义时代。当然,自由主义不会终结马克思主义,但它迫使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转向了西方( 欧洲) 马克思主义,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俄国孟什维克的思想路线。现代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们宣称,在讨论社会主义之前,首先要经过资本主义这一苦难阶段的煎熬,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对社会无害而且是有益处的。
“去斯大林化”的第三次浪潮是从2008 年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后宣布实现俄罗斯社会现代化开始,到2014—2015 年逐渐结止,但由激进的亲西方自由主义者推动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仍在四处蔓延。这一时期俄罗斯社会公众对斯大林态度的分裂更加明朗,对斯大林持否定态度和肯定态度的人数几乎各占一半,并带有新的动向。一方面,2007—2008 年间人们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首先是俄罗斯电视台通过网民和广播电视听众投票评选杰出人物的节目,评选结果很出乎意料,斯大林排名第三,让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惊慌失措,特别为消解时而兴起的反斯大林运动提供了时机。另一方面,斯大林一度作为反对集权体制运动的焦点,继续成为境外学者批判的对象。2007 年启动了一项出版100 册有关斯大林主义的书籍的项目,主要参与者是使用英语语言的境外学者。该项目计划在2008—2016 年期间翻译、出版100 册由俄罗斯学者和境外学者撰写的关于斯大林主义历史的书籍,并免费赠送给俄联邦主体1000 多家中心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包括后续提供的系列图书,目前已完成了96 册。丛书中有一篇发表在《欧洲信报》上的文章“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很具代表性,文章认为,如果不克服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遗产,就不可能在俄罗斯建立起现代文明,解决这一任务要求彻底改变社会意识,帮助人们树立全新的世界观,“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这一学术出版项目的出台,正是为此目的。这一项目具有明显的系统怀疑苏联历史的倾向,绝不仅仅怀疑斯大林个人。文中作者对当今俄罗斯超过50% 的公民肯定斯大林的历史作用这一社会公众意见调查结果感到很不安,而且这一比例近年来还在增长,包括在年轻人中间的比例也在增长。
阿·卡拉加诺夫2011 年2 月1 日在公民社会与人权发展委员会的总统见面会上表达了新一轮反对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思想意图,委员会准备发起一个关于《集权体制牺牲者和民族和解备忘录》的项目,目的是实现俄罗斯精英和社会意识的现代化。然而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谢尔盖·叶尔万多维奇·库尔吉尼亚在阻止新一轮反斯大林主义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对当前俄罗斯社会发起的“去苏维埃化”和“去斯大林化”运动持反对态度,而且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场关于社会对“去斯大林化”和“去苏维埃化”运动态度的社会调查,事实上电视观众投票中支持“去苏维埃化”的比例通常只有10% 左右,90% 的公民表示不需要启动类似《集权体制牺牲者和民族和解备忘录》的项目[10]。2010 年6—12 月以模拟法院审理的方式由尼古拉·斯瓦尼泽反驳谢尔盖·叶尔万多维奇·库尔吉尼亚的电视系列节目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值得注意的是电视观众关于“1941 年的斯大林体制是胜利的还是失败的”的投票结果,89% 的人认为是胜利的,11% 的人认为是失败的[11]。
由安德烈· 鲍里索维奇·祖波夫教授主编的两卷本《20 世纪俄罗斯历史》教科书所表达的新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书中认为,那些与德国军队结成联盟反对斯大林的人,成了俄罗斯真正的爱国者,而那些为保卫苏联而战斗的红军战士,成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为争夺世界统治而展开的罪恶战争的牺牲品。十月革命胜利后帮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反攻彼得堡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将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背叛苏联红军投奔德军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将军,还有投靠德国纳粹攻击苏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杰拉和跟随纳粹虐杀居民的罗曼·舒赫维奇,应被认为是真正的英雄,总之,所有二战中与德国纳粹合作的叛逆者,都逃脱了叛徒的名声,这类“英雄”在波罗的海国家也有。现在的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没有权利称自己是二战胜利者,这场两个暴君之间引发的罪恶战争是导致全体欧洲人民悲剧的真正原因。因此应该纪念的是欧洲胜利日5 月8 日,而不是俄罗斯的5 月9 日胜利日。
现在国内出版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者公开支持苏联纳粹战争的观点,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公民还是士兵,所有苏联人都认为斯大林体制是犯罪的体制,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国家本质上是反人类的,他们用尽所有可能的办法同政权作斗争,使苏联走向灭亡。他们才是俄罗斯真正的英雄,直到现在还在为俄罗斯战斗。如作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的长篇小说《达濠集中营的岁月》里描写了在充满血腥的土壤里滋生出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的现象,作者在另一本广为流传的长篇小说《蓝脂》中,描写希特勒和斯大林为了争夺拥有巨大能量的蓝脂展开的世界大战险些让世界毁灭。当英雄变成罪恶战争的牺牲品,叛徒却成了英雄时,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评价一旦成了社会的主流风气,那么不仅对历史记忆,而且对于国家,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012 年普京重回克里姆林宫后停止了“去苏维埃化”和“去斯大林化”的进程。反对伪造历史的委员会被解散,成立了俄罗斯历史协会,开始对国内从事政治活动的非商业组织进行检查。2013 年2 月,普京总统提出必须编写统一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能够消除内在矛盾和双重解释,在俄罗斯历史连续逻辑框架下尊重过去每一页历史。前不久普京总统再次强调,在完全畸形的斯大林体制下,这个制度本身从来没有以消灭人民为目的,试图将二者相提并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尽管如此,“去斯大林化”现象还在蔓延,社会意识的冲突不断增长,以苏尔古特市发生的事件为例,前不久由市民筹资竖立的斯大林纪念碑被拆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理论层面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三、中国经验对评价斯大林历史地位的启示
中国依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地解决了面临的三大任务。首先,要解决割裂历史传统的问题,重回传统文化的土壤,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从建立时起都必须站在坚实的历史根基之上。其次,不仅要处理好同历史传统的关系,还要科学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在各方面取得的先进成果,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它赋予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旺盛的生命力,使中国转向文明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从而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再次,关注百姓的生活水平,人民生活的明显改善会增强人们成就未来宏伟目标的信心。这三项任务在社会中勾画出一幅关于社会心理、价值目标及个人梦想和集体理想的观念图景,为了避免在多元世界中失去正确的前进方向,需要共产主义政党制定思想的指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成功解决上述三位一体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实践典范。
那么,在对待斯大林历史地位的问题上,他所犯的错误我们暂且不谈,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斯大林的领导路线是否偏离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没有。他对资本主义世界是社会主义世界反对者的判断是准确的,他也不相信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关于对历史传统的态度,斯大林从30 年代中期,也就是刚刚确定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时,就重视恢复历史传统了。其次,斯大林在外高加索最初参加革命活动时对资本主义持否定态度,作为实践活动家建立了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有效的动员式计划经济体系,分析斯大林经济模式及各种变革的尝试是社会思潮中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赫鲁晓夫的试验和柯西金的改革不应看作是对斯大林经济模式的肢解和破坏,当时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没能找出国家需要的解决措施。再次,革命的愿望忽略了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关心,当然如果考虑到苏联人的精神财富的话,那么我们必须避免对斯大林时期人们生活的简单看法和评价。不了解向俄国特色社会主义亦即文明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的复杂性,未能做出像中国80 年代初那样的政策转变,使苏联走向了艰难的危机,我们本该不用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也能够战胜这段危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证明利用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结语
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态度的分裂,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是由于斯大林时期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导致斯大林采取了极端的方式( 残酷镇压)来保护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维持政权的稳固。外部原因是国外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从未停止过意识形态上的反动宣传,三次“去斯大林化”浪潮是加剧社会意识形态分裂的重要影响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态度的分裂。“去斯大林化”运动已经偏离了反思斯大林历史作用的过程,走向了负面评价的极端,缺乏辩证的思考。一般说来,公众对领袖人物的负面评价总是与个人经历有关,而且往往是那些在工作、生活中遭受过各种不幸的人们,继而反思到某个领导人时期体制或制度层面的原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从党和国家的层面挑起了“去斯大林化”运动的开端,为公众意见对斯大林态度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态度的分裂与三次“去斯大林化”浪潮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教训和启示。首先,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更多与缺乏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现实问题的平台有关。其次,苏联社会动员型发展时代( 包括卫国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结束后,原本可以找到一条“后动员型”发展的新道路,即动员加快发展的新形式。然而有趣的是,每一次加快发展的号召都是从要求社会进一步“去斯大林化”开始,每一次的“去斯大林化”运动都是从社会需要新的跳跃式发展开始,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解答的一个怪象,当代中国应该避免陷入这个怪圈。由于缺乏对新的历史时代的理论分析,苏联社会只能通过试错的办法实现发展,注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再次,历史上的三次“去斯大林化”高潮都与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或官僚集团有直接关系,因此,加强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管理,把握好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极其重要。最后,不能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功过评价作为政权存在合理性的理由。
2017 年是十月革命胜利一百周年,俄罗斯社会公众对斯大林给予积极评价的比例可能还会增长,“去斯大林化”进程将会渐渐停息。在21 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该给斯大林留下什么诅咒,或者狂热地要求回到斯大林时代,而是要学会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我们的使命是,面向未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俄]弗·舍甫琴科,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李红霞,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北京100084) 。
注释:
[1] гудков л. отношение к сталину в россии и странах закавказья. http://www.levada.ru /sites/default/files/stalin.pdf.
[2] сталин и.в.сочинения.т.13.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1.с.39.
[3]сталин и.в.сочинения.т.11.м.: огиз;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49.с.70 - 71.
[4]аллилуева с.и.двадцать писем к другу.м.,москов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90.с.157.
[5]маркс к.,энгельс ф.сочинения.изд.2.т.8.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7.с.119.
[6] яковлев а.н.большевизм — социальная болезнь xx века.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ья // куртуа с.и др.чёрная книга коммунизм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террор,репрессии.м.,2001.2 - е изд.с.14 - 15.
[7] смирнов г.л.к вопросу о ленин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ленин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социализма.ред.кол.смирнов г.л.и др.м.,1990.с.26 - 27.
[8] медведев р.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победа и поражение большевиков,м.: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1997.с.93.
[9] земляной с.о магистрали октября и тупике коммунизма.http://www.intelros.ru /2007 /09 /28 /print: page,1,sergejj_ zemljanojj_ o_ magistrali_ oktjabrja_ i_ tupike_ kommunizma.html.28 сентября 2007.
[10]кургинян с.ловушка: поддержит ли общество очередную десталинизацию? завтра.04.05.2011.no: 18.
[11]центр кургиняна.1941 год.провалилась или выстояла сталинская система? http://www.kurginyan.ru /publ.shtml? cmd = add&cat = 3&id = 145.
凯发总代的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 邮编:100007 信箱:北京1103信箱
电话:(010) 64014006 传真:(010) 64014008 e-mail:web-oys@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