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不平衡双语制研究-凯发总代

(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 吉尔吉斯斯坦继承了苏维埃时期的不平衡双语制，独立后政策制定者试图促使其向平衡的双语制转变，但没有成功。文章探讨了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不平衡双语制的背景、内容和影响因素。

　　关键词: 吉尔吉斯斯坦;不平衡双语制;继承

　　中图分类号: h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05-9245

　　 

　　1991年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实行双语制，并在法律上进行了规定。1992年《教育法》第五章专门涉及了教学指导语问题，规定吉尔吉斯语是基本的教学用语，同时在所有的学校，吉尔吉斯语、俄语都是强制课程。尽管如此吉尔吉斯斯坦的双语教育仍然存在问题，其真正的双语制并没有建立起来。仅仅 吉尔吉斯族等其他民族有可能接受个人双语(吉尔吉斯语和俄语)，而大部分俄语居民却保持着单语，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平衡双语制现象。独立后政策制定者一直努力试图扭转这种趋势，但没有成功。

一、苏维埃时期已存在的不平衡双语制

　　1989年吉尔吉斯斯坦不同民族掌握语言情况1938年俄语就作为一门强制课程引入了吉尔吉斯斯坦，从此俄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传播有了制度化的保障。1958年赫鲁晓夫在全苏教育系统引人语言选择，家长可以为孩子选择上俄语学校还是当地语言学校。此前苏联的教育体系分为俄语学校系统和当地 语言学校系统，由于大学几乎都采用俄语教学，以及俄语在共和国内的享有行政、司法、教育用语等官方地位等原因，因此只要条件允许，家长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遥浮嘛瞬浮校，相应地当地语言学勿别瞻江极大地萎缩了，这科知釉洁尔都形欣绷认了增长的“决车道”。

　　到苏联解体前夕，俄语的使用在城市已经占绝对的优势，以首都比什凯克为例，首先从使用俄语的人数上看，1989年在比什凯克斯拉夫人口数量占55.7%[1]，再加上操俄语的吉尔吉斯族人，可以说当时比什凯克简直就是一座斯拉夫化的城市。而从全国范围上来看，1989年吉尔吉斯斯坦不同民族掌握语言情况表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989年吉尔吉斯斯坦不同民族掌握语言情况

民族	人口总数(人)	自己的母语			语熟练掌第二语言
		本民族语(%)	吉尔吉斯语(%)	俄语(%)	吉尔吉斯语(%)	俄语(%)
吉尔吉斯人	22296663	99.5	-	0.3	-	36.9
俄罗斯人	916558	99.9	-	-	1.2
乌孜别克人	550096	98.2	0.76		3.1	38

　　(资料来源:吴宏伟.中亚人口问题研究网.北京:中央民大出版社2004:271。注:只节选了吉尔吉斯人、俄罗斯人和乌孜别克人的数据。)

　　从上表我们可以知道，在熟练掌握第二语言方面，吉尔吉斯族人熟练掌握俄语的比率远比俄罗斯族人熟练掌握吉尔吉斯语的比率高，而且它的第三大民族乌孜别克族人也呈现同样的规律。这就说明 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双语制是不平衡的，它明显偏向俄语，尽管吉尔吉斯族是人数最多的民族。

二、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继承了这种不平衡的双语制

　　1991年8月31日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但这种不平衡的双语制并没有随着国家的独立而发生改变，吉尔吉斯斯坦继承了苏联时期的官僚机构、经济基础以及这种不平衡的双语制。1990一1993年学生的教学指导语情况可以反映这个问题:

1990-1993年吉尔吉斯斯坦学生的教学指导语情况

	用本族语学习				用俄语学习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0	1991	1992	1993
对应学生 的百分比	23.4	25.8	29.4	34.0	76.3	73.8	69.1	65.4

　　(资料来源: 吴宏伟.中亚人口问题研究。london：hurstand company，2001:170.)

　　从上表可知，尽管有下降的趋势，但吉尔吉斯斯坦学生用俄语学习还是占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教育领域家长和孩子更多地选择了俄语。

　　但这并不是教育政策制定者的本意，在教育部制定的全国通用课程里，俄语和吉尔吉斯语都是学校的必修课，在吉尔吉斯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学校，俄语是一门必修课，而在俄语学校，吉尔吉斯语也是一门必修课。对语言的着重强调意味着任何一位从乡村吉尔吉斯语学校毕业的学生在理论上都应该能有充足的语言能力来应付大学里的俄语教学。同样地，从俄语学校毕业的学生也应该能流利地说 吉尔吉斯语，这就是吉尔吉斯政府的双语教育设想。这是对前苏联时期偏向俄语的双语制进行的修正，政策制定者们力图通过教育体系来平衡吉尔吉斯语和俄语的地位，甚至完全扭转这种偏向，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成功。

　　现实的双语制并非完全如此，吉国独立后仍然实行着前苏联时期的那种不平衡双语制。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四个因素阻碍着不平衡双语制向平衡双语制的转变:第一，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环境;第二，教师中心主义的教学方法和中央化的教育模式;第三，二元的学校体系;第四，吉尔吉斯斯坦国内俄罗斯族人对吉尔吉斯语和吉尔吉斯语教师的态度。

　　(一)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环境

　　独立后，国家的政治精英仍是苏维埃时期的领导人，在他们身上刻有苏维埃的印记，他们本身就是苏维埃教育体系的杰出代表，经历过俄语的历练，俄语是他们通往权力顶峰的有力拐杖。同时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的领导几乎都是苏维埃时期培养出来的，他们正“享受”着苏维埃教育体系给他们带来的权力，因而期望他们对教育体系进行结构性的变革是不可能的，在维持自身权力的情况下，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对苏维埃教育体系的“修修补补”。在吉尔吉斯斯坦苏维埃政权的大部分时期，改革不会得到鼓励，反而受到惩罚。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听从联盟中央的指令性安排，享受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各种补贴、高福利以及稳定。这种思想惰性不会因为独立而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俄语延续了苏维埃时期的强势。俄语是国际通用语之一，在中亚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俄语是吉尔吉斯人获取世界信息的主要语言，2000年5月25日俄语正式成为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同时俄语是吉尔吉斯共和国主要的商业用语，在其内外经贸交 往中，俄语是主要的通用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受众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商业广告都使用俄语，而且部分吉语广告是直接从俄语广告翻译过来的。在就业方面掌握俄语就意味着有更大的前途，于是年轻人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就必须好好学俄语。因此，俄语有更高的经济价值，它吸引着语言学习者，并提升了俄语的地位。而吉尔吉斯语则有很高的象征价值，它是国家试图构筑吉尔吉斯民族认同的工具，因此对于很大一部分吉尔吉斯族人来说，吉尔吉斯语是其民族身份的象征。作为身份象征的吉尔吉斯语仅仅对吉尔吉斯族有效，换句话说，它仅仅适合于构建民族国家的身份象征，即吉尔吉斯族的身份象征，而排除了其他民族。因为俄语被所有民族接纳为通用语，而吉尔吉斯语仅仅被认为是吉尔吉斯族的语言，因此真正的双语并没有发展起来，吉尔吉斯语被认为是“不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语言”，这是一种典型的后殖民地国家现象。

　　而且在苏维埃时期，大部分教育专家都在俄罗斯，因而没有足够的专家把理论概念和词汇转换成吉国教师可以使用的资源，同时也没有资金这样做。独立初期国家遭受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暂时无法解决，如缺少资金，缺少教师和专家，边远地区很难进行变革等。我们还应该意识到 教师的培训与发展及印刷教学资料是一件开销很大的事情，因此缺少资金和缺乏强制措施限制了吉尔吉斯语复兴的成功。

　　(二)教师中心主义的教学方法和中央化的教育模式

　　就像在其它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有关学习的前提是只有一个真理存在。学习者可以从被认可的权威里，如教师、专家那里，获得这个真理。这种学习观没有把学习者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来看待，因而在语言学习中，就会使学习者远离学习目标，当教师没有关注学生的交际需求和语言环境时，这种效应会特别的强烈。当前语言教学更多的 是记忆和阅读练习，许多学生努力让自己记住复杂的句子和诗歌段落，但却不理解它的意思。笔者并不否认诗歌和语法规则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只是认为有必要区分语言交际能力和语言背诵能力的不同，语言交际能力并不等同于语言背诵能力。然而迄今为止，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课堂并没有完成对此的区分，结果这种教学方式会让学生产生语言就是一定量的词汇和诗歌的总和的错觉，或者认为掌握语言就是掌握其中的阅读片断。在吉尔吉斯斯坦，教师中心法被运用于所有的语言教学，特别是在吉尔吉斯语课堂。在吉尔吉斯语课堂，语法知识比实 际交际能力更重要。语言教学整体上仍专注于记忆和发音，课堂的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死记诗和歌曲上，师生课堂互动以生硬的，可以预见答案的“问题一回答”模式。教师的提问不是激发学生的交际欲望而只是检验学生是否知道标准答案，因此学生死记答案，而不在乎具体的交际环境。俄语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感到厌烦，认为学校里所学的知识在外面没用。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课堂，为了避免对官方课程和意识的蝙淮打教李丙容必须严格控制，教师必须讲授规定的内容。基于脚本式的师生互动和严格控制的教学内容表明了语言学习甚至整个教育过程当中 存在着中央化和权威性的教育模式。在语言课堂中为交际目的而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没有得到练习，虽然教师相信课堂上使用问答法可以鼓励语言交际，但他们没有放弃“特定的问题可以激发规范的回答”这一教学方式，因此像“今天感觉怎么样?”这种问题的回答就可以和实际的身体感觉毫无关系。问题仅仅是为了检验学生是否记住了答案，而不是让学生进行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教师努力使学生根据特定的情况回答特定的问题，而不允许自由发挥。在课堂中，仅仅教师在提问题，而很少有学生提问题，因为教师已经事先给了学生正确答案，而且通常情况下教师并没有给学生足够时间去思考和组织语言。有些教师试图加快学生回答问题的速度，借此来突出学生的熟练程度，最后教师会很快地给出答案，并让学生简单地复述。这种现象可以从吉尔吉斯斯坦中央化的教育体系中找到答案，而这是从苏联那里继承下来的。教师有义务去塑造学生，使其和国家的培养目标一致。这种严格的培养目标决定了每天的教学计划，同时由于缺少时间练习和害怕处罚，阻碍了学生寻求多元化的答案，并缩窄了他们的学习经历和学习科目。

　　教师中心主义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语言学习，特别是俄语学生对吉尔吉斯语的学习，而中央化的教育模式则限制了教师在教学上的弹性和活力，抑制了学生的创新思维，阻碍了他们学习吉尔吉斯语的积极性。这样就造成了俄语学生对吉尔吉斯语的低掌握率，限制了吉尔吉斯语作为国语的功能，同时滞缓了不平衡双语制向平衡双语制的转换。

　　(三)二元的学校体系

　　自从赫鲁晓夫在教育领域引人语言选择之后，吉尔吉斯斯坦的学校就被人为地分为两组，俄语学校和本地民族语学校。这种二元学校体系表面上是尊重家长的语言选择，但由于在现实社会，俄语几乎是所有大学的教学指导语，是行政、司法和教育等领域的官方语言，有着不可比拟的威望和实用价值。家长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只要条件允许都会选择俄语学校。正是这种二元学校体系加剧了双语制的不平衡性，而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却延续了这种二元的学校体系。

　　基本来说，吉国二元学校体系存在四类学校(不计人其它少数民族语言学校)，城市俄语学校、城市吉尔吉斯语学校、乡村俄语学校和乡村吉尔吉斯语学校。斯拉夫人主要集中在城市俄语学校，而吉尔吉斯族人则四类学校都有分布。城市俄语学校的学生主要是斯拉夫人、俄语化的吉尔吉斯族人和双语者，学校采用俄语教学，吉尔吉斯语作为一门强制课程，其最终的语言产出是俄语单语。城市吉尔吉斯语学校的学生主要是吉尔吉斯语单语者、双语者，学校采用吉俄两种语言教学，最终的语言产出是平衡的双语。乡村俄语学校在乡村有很大的需求，所以这类学校通常过分拥挤，它的学生主要由吉尔吉斯单语者组成。学校采用俄语教学，吉尔吉斯语是一门强制课程，课堂外就有良好的吉尔吉斯语环境，但几乎没有俄语环境，因此学生的吉尔吉斯语能力得到很好的保持，但俄语能力相对城市学生要差很多，其最终的语言产出是弱的双语。最后，乡村吉尔吉斯语学校的学生主要是吉尔吉斯单语者，课堂内使用吉尔吉斯语教学，俄语仅是一门强制课程，吉尔吉斯语在课堂内外都占主导地位，其最终的语言产出是吉尔吉斯语单语者。以上可知，能真正促进平衡双语制的只有城市吉尔吉斯语学校和乡村俄语学校。于是教育部门就面临两个异常艰难的任务，在城市俄语学校加强吉尔吉斯语的学习和在乡村吉尔吉斯语学校强化俄语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在教育领域产出平衡的双语，但到目前为止教育部门没有完成这两个任务。

　　在第一个任务上，俄语学校的吉尔吉斯语教学不理想。首先，一般认为，苏联解体之后新的国家用吉尔吉斯语代替了俄语。但在吉尔吉斯语课堂无处不使用的俄语反驳了俄语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所听到的政治口号，在生活当中，他们明白他们没有必要懂吉尔吉斯语，因为他们的教师和同学都跟自己说俄语，回到家父母又鼓励他们学英语。其次，教师中心主义的教学方法抑制了俄语学生对吉尔吉斯语的兴趣。吉尔吉斯语教师忽视了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和创造性运用语言的作用，那是语言教学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最后，正式的语言教学和道德传统杂揉在一起。在阅读和写作练习中民族自豪感得到加强，如“爱并懂自己国家的语言”。传统生活方式的确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年轻人更倾向西方的生活方式，因而用传统道德的压力去激励他们学习吉尔吉斯语效果不大。同时，因为进步很慢，导致很多学生感觉语言学习很无聊，也没有实际用处。结果俄语学生把吉尔吉斯语课看作是一种正式的、系统的义务，但他们既没有把吉尔吉斯语当做可以帮助他们的交际工具，也没有体会到学习吉尔吉斯语带来的经济需要。

　　同时，非吉尔吉斯语学生对吉尔吉斯语的浸没学习没有形成制度化，跨民族语言的语言选择只意味着吉尔吉斯语学生选择进人俄语学校，一般情况下，不存在俄语学生选择进人吉尔吉斯语学校。俄罗斯族学生和其它斯拉夫民族的学生选择吉尔吉斯语学校这种情况对人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有时会存在这样的情况，说俄语的吉尔吉斯族人转到吉尔吉斯语学校，但这通常是由于机构性缺陷所致，例如缺少教师、教室或俄语学生过分拥挤等。

　　在第二个任务上，吉国政府没有为乡村吉尔吉斯语学校提供足够的条件。独立后，政府简单地用一纸法令就把一些乡村俄语学校改为吉尔吉斯语学校，然而却没有保证提供高质量的教师及足够的教材，那些新成立的吉尔吉斯语学校，要么继续使用苏维埃时期的教材，或者使用独立初期分发的有限供应的吉尔吉斯语教材。教师继续使用那些在学校图书馆存放多年的俄语教材，然后上课的时候简单地把它翻译成吉尔吉斯语。最糟糕的是由于俄罗斯族人的出走，乡村地区没有俄语环境。2007年8月，吉国教育部副部长kanybek osmonaliev承认因为缺少俄语教材和教师，边远学校没有办法开展俄语教学[2]。教师微薄的薪水使教师这一职业的威望下降，2000年1月，经济发展部长 akylbek japarov在一次国会会议上承认教师的薪水已经很低，并且坚称要在2009上半年提高教师的工资[3]。因而很多退休的老教师仍然在工作，特别是吉尔吉斯语学校的俄语教师。再加上缺乏俄语教材，使得情况变得更严重，很多吉尔吉斯语学校的学生仍然使用他们父母曾经用过的教材。迫于这种情况，有些学校开始寻求各种救助组织的援助，其中有欧美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俄罗斯大使馆。但这些机构提供的帮助有限，而且通常面向城镇地区的学校，乡村吉尔吉斯语学校一般由于语言沟通(不会英语或俄语)和基础设施等问题不能人选。

　　由此可见，吉国政府并没有解决这两项任务，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二元学校体系仍然是制造不平衡双语制的“罪魁祸首”之一。

　　(四)国内俄罗斯人对吉尔吉斯语和吉尔吉斯语教师的态度

　　吉尔吉斯族人之间用吉尔吉斯语交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这让他们有机会练习吉尔吉斯语。但相反地，俄罗斯族人几乎从不说吉尔吉斯语，他们既不期望懂吉尔吉斯语，也没有人要求他们像吉尔吉斯族人那样懂吉尔吉斯语。因为他们不是吉尔吉斯族人，因此教师和学生自己都可以很容易为其糟糕的吉尔吉斯语能力开脱。

　　在吉尔吉斯斯坦最困难的语言教学任务就是向俄语学生教授吉尔吉斯语，这同时也是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部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官方政策规定所有的吉尔吉斯斯坦公民都必须懂吉尔吉斯语。虽然吉尔吉斯语能力对获取吉尔吉斯斯坦公民身份来说并不是一项法律要求，但俄罗斯族人感觉有必要证明自己不懂吉尔吉斯语是没有错的。俄罗斯族人拒绝吉尔吉斯语部分原因是基于自己内心深处语言和文化的优越感。

　　在苏维埃时期，俄罗斯族人被教育成轻视吉尔吉斯语，独立后要改变俄罗斯族人对吉尔吉斯族人和吉尔吉斯语的态度是一个困难又长期的公共任务。在语言的接触中，当其中一种语言在事实上是低功能、低标准化时，那么对于俄罗斯族人来说，学这种语言就很难得到什么好处。很多吉尔吉斯语教师在俄语学生面前感到文化上的劣势，教俄语学生的吉尔吉斯语教师(特别在城市)需要克服很多心理障碍，因为俄语学生不太懂吉尔吉斯语。俄语学生会感到强迫他们用吉尔吉斯语交流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当吉尔吉斯同学在日常生活中用俄语和他们交流时。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吉尔吉斯族人和俄罗斯族人对权威(教师)的不同反应导致俄罗斯族学生对吉尔吉斯语的消极态度。相比吉尔吉斯族同学，俄罗斯族学生对待权威有更自由、开放的态度。当习j质了权威的吉尔吉斯语教师与喜欢自由、开放态度的俄罗斯族学生走在一起时，矛盾就会产生，从而引起学生与教师彼此的不满，进而影响俄罗斯族学生对吉尔吉斯语的态度。最终很多教师发现向俄语学生说吉尔吉斯语很困难，到最后他们不再坚 持俄语学生必须想尽办法理解吉尔吉斯语或用吉尔吉斯语表达意思。在口语互动当中，存在这样一种心理机制，吉尔吉斯语教师用俄语与俄语学生交流，用俄语交流可以展示教师的俄语能力，教师的俄语能力对维持他们的权威很重要。于是俄语学生对吉尔吉斯语的消极态度与吉尔吉斯语教师建立起来的心理机制一起促使俄罗斯族人保持着事实上的单语。

三、结语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继承了苏维埃时期的不平衡双语制，虽然独立后政策制定者试图促使其向平衡的双语制转变，但没有成功。只有破除俄语是“优势语言”这一说法，并把吉尔吉斯语和俄语摆在同一 地位，平衡的双语制才会形成。随着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复兴吉尔吉斯语战略的推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局的稳定，笔者相信吉尔吉斯政府有能力创建平衡的双语制，造福吉尔吉斯各族人民。

　　注释:

　　[1]jaeob m·landau，barbra kellner-heinkele. polities of language in the ex-soviet muslim states [m].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2001.36.

　　[2]http://chalkboard.tol.org/kyrgyzstan-tongue-tied-schools.

　　[3]http://chalkboard.tol.org/kyrgyzstan-a-corrupted-future.

　　参考文献:

　　[1]哄国j科林·贝克.双语与双语教育概论四】.翁燕附，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2]吴宏伟.中亚人口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3]周庆生.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4]w·f·麦凯，m·西格恩.双语教育概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5]jaeobm. landau, barbara kellner-heinkele. polities of language in the ex-soviet mushim tates [m]. london:hurst and company，2001.

　　[6]ian bremmer. new states, new politics: buliding the post-soviet nation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基金项目: 本文系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汉语中亚推广的外部环境及资源利用策略研究”(10byy08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郭卫东，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黄小勇，国际文化交流学院08级研究生;贾静芳，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蕾]

unbaianced bilingual study in kyrgyzstan

guo wei-dong huang xiao-yong jia jing-fa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54)

　　abstract: kyrgyzstan has inherited unbalanced bilingual system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oviet union. after its independence, the decision makers attempted to turn for balanced bilingual system but in vain. the essay probes into the background, content and affecting factors of unbalanced bilingual system in kyrgyzstan.

　　key words: kyrgyzstan; unbalanced bilingual system; inheri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