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天山的沟通——从岩画看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新疆在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联系-凯发总代

　　内容提要: 2008年，在新疆乌鲁木齐东部博格达冰川边缘发现一处岩画遗址。岩画遗址的动物形象很有特点，身体部分为前后两个三角形相对构成。在我国境内是首次发现这种类型的岩画。这种风格的岩画在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的岩画遗址群塞伊玛里塔什(saimaly－tash)有大量的发现。塞伊玛里塔什和博格达冰川发现的独特、相似的岩画说明，在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前2千纪早期，生活在费尔干纳附近山地的牧牛人，他们曾沿着天山一直向东迁徙，到达今乌鲁木齐一带。这些人有可能把中亚(本文所用“中亚”一词，为狭义的中亚，主要指中亚五国地区，特别是锡尔河、阿姆河上游地区的山地、盆地和绿洲)及其周围地区先进的文明因素传入新疆。这个岩画的发现为我们认识新疆之外西南方向过来的人群和文化提供了明确的线索。

　　关键词：博格达山；岩画；吉尔吉斯斯坦；塞伊玛里塔什岩画；山川祭祀

　　中图分类号：k87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1)03—0075—08

　　 

　　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的巫新华在新疆乌鲁木齐东部博格达冰川边缘发现一处岩画遗址。博格达冰川岩画地点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博格达四工维谷冰川下方。从阜康沿一条河谷向博格达峰前进就可以到达岩画所在的地方，岩画所在地位于 主峰正北坡，高点海拔3 569米，位于第四纪冰川侵蚀而成的羊背状山的南侧岩壁。岩画已经远离人类可以进行游牧活动的夏季草场。离此地最近的夏牧场毡房需要骑马一个小时。刻有岩画的山正对着宏伟的博格达雪峰，距离仅一个小时马程，是观察雪峰的最佳地点。绕过雪峰前的谷地，向西南有山谷可以通到博格达峰西侧的柴窝堡和达坂城一带。岩画遗址群有80余处，共计800余幅个体。岩画的主题有野山羊、牛、鹿、驾车、马、人物等，动物形象很有特点，身体部分为前后两个三角形相对构成，有的尾巴上翘，有的尾巴下垂，尾部末端呈一个三角形或者球状。鹿角分为两叉，向上生长，鹿角枝杈分别在鹿角主干上向外生长。有的牛角向上翘曲，角尖相对，大致呈一个圆形。发现者认为该岩画时代可能早到公元前2千纪，可能与青铜时代活动于天山一带的牧人祭祀博格达峰有关。正如发现者指出，其最早的岩画是三角形构图的画面，非常有特点。在我国境内是首次发现这种类型的岩画(图一、图二)。[1]

　　非常有意义的是，这种风格的岩画在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的岩画遗址群塞伊玛里塔什有大量的发现，这个遗址早期主要的岩画风格就是以两个相对的三角形表现动物身体。这个岩画群位于海拔3 000～3 500米的半封闭山谷里，山谷南北长5～6公里，东西宽700～800米。山谷的南侧是两座山峰相连的山脊，这个山脊实际是费尔干纳分水岭的一部分，山脊南部是另外一条最终注入锡尔河的河流。塞伊玛里塔什山谷南高北低，北面由宽变窄，正对着一条东西向的山脉，这座山下面是一条更大的河流，称为科克阿特河(kek－art river)，从塞伊玛里塔什流出的索格特河(也叫塞伊玛里塔什河，sogot or saimaly－tash rive)就注入这条河。这条河通过纳伦河最终汇入锡尔河。这个山谷一年只有在八月份时可以到达，这个月大部分的积雪融化。即使在夏天，风也很大，有 时连续几天大雨。天气好的时候，景致非常好。这个地区总共有七个湖，谷地中间有一个大的冰碛湖，岩画主要在这个湖的周围。还有四个小一点的湖分布在大湖的南部和西南。另外两个在西部山脊的顶上。有一个正在山脊上。在这个主要的岩画群所在山谷的东南侧的另外一个山谷中，还有一个岩画地点。在这一片山区的东麓，和这些山谷相连的是一个大的山间谷地，海拔较低，应当是古代牧人重要的牧场。而在这片山脉的西部，则是著名的费尔干纳盆地。这个岩画群位于分水岭之上，正好是处于翻越分水岭沟通两个地区最近的交通道路上(图二、图四)。

　　1902年，为了修筑一条从纳伦(naryn)到安集延(andizhan)的邮路，n.g.khludov发现了塞伊玛里塔什岩画群遗址。由于他的发现，1903年，以i.t.poslavski将军为首的一个特别考察队成立。对这个遗址进行考察后，将军肯定了这个新的发现的历史价值。1950年，伯恩斯坦姆领导的考察队的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们用考古学的方法考察了塞伊玛里塔什岩画，他分出西部的1号地点和东部的2号地点，并注意到当地的地形地貌。1963年，来自列宁格勒的数学家n.l.podolski使用数学的方法分析了塞伊玛里塔什的岩画，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伯恩斯坦姆的分期。1968年，当地的一个老师yu.golendukhin花了三年的时间考察研究了塞伊玛里塔什的岩画，他认为岩画的功能是山里的神庙，时代从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期。其作用是观察星宿的运行，从而知道年和时间，确定春天的生产活动何时开始。最有价值的是，他把几何形的岩画的年代定在公元前3千纪。1968～1969年，g.a.pomaskina领导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的队员考察了塞伊玛里塔什岩画，调查基本在原来已经工作过的区域，最终出版了岩画资料。1977、1978年，yu.golendukhin和ya.sher组织了一个对塞伊玛里塔什的考察，他们认为几何风格的岩画时代属于公元前第3千纪。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了以tashbayeva为领导的考古工作队，详细调查了塞伊玛里塔什岩画群。1991～2000年，在1号地区发现10 000块岩石上有岩画，在2号地区发现1 500块。岩画尺寸不大，很多是小型岩画，不超过5厘米。刻凿的深度为0.2～0.4厘米，有的为0.5～1厘米。岩画之间极少相互重叠。可以看出是牧牛经济的人群完成了这些岩画。动物形象有野山羊、盘羊、牛、鹿、马、骆驼、狗、狼。其中野山羊和盘羊最多。骆驼是双峰骆驼，但刻得比较粗糙。有狩猎场面、宗教舞蹈场面、驾车的场面。大部分的车为两个实心轮子，拉车的动物有牛、野山羊和马等，学者认为表现的是某种特殊的仪式。一般车后面有一个头发飘散的人，臀部后有一个尾。另外还有很多性爱场面，有的在交媾人物中间刻画蛇和野山羊，认为可能是丰产崇拜的仪式。太阳崇拜的岩画很多，比如有太阳头的人，象征太阳的欧洲野牛或者野山羊，或者是一个圆圈，中间有一点(图三)。

　　塞伊玛里塔什岩画被分为四组，最早的岩画为几何风格，动物和人的身体呈两个三角形或者四方形，此外还有很多拉车的主题，时代从公元前3千纪开始，属于铜石并用时代到青铜时代。第二组几何形的构图减弱，主要是人的形象、太阳的符号、崇拜仪式、单个的动物形象。这两组是塞伊玛里塔什最主要的岩画，时代差不多。第三组为公元前第一千纪，没有几何形的构图，多为马、鹿等，动物表现为脚尖伫立或是奔跑的样子，狩猎的场面较多。第四组为公元后一千纪，特点是所谓的线形风格，最多的是野山羊，比较粗率，没有特点。[2]

　　塞伊玛里塔什第一组以动物身体构图为两个相对三角形为特点的岩画在其他地区非常罕见， 第二组的岩画在多个地区有发现。比如哈萨克斯坦东南地区楚丽山的塔姆尕里(tamgaly)岩画的有些主题和塞伊玛里塔什第二组岩画接近，特别是太阳为头的人的形象。[3]在准噶尔盆地西部阿拉套山科克苏河也有类似太阳头人物形象的岩画发现，时代可能晚至公元前第二千纪晚期。[4]

　　一般来说，岩画和牧人的营地、墓葬总是分布在同一个地区，相距不会太远，从一些研究成果看，不会超过1公里。牧人冬季营地周围的岩画较普遍，高山地带的岩画较少见。[5]塞伊玛里塔什和博格达峰冰川岩画的分布位置显然和这两个普遍的特征不相符。岩画具有施行动物巫术、万物有灵、风水占卜、领地标识和提高创作者身份等功能。这些岩画出现在远离营地的雪峰地带可能有特殊的原因，比如这些人群和创作其他岩画的人想法不一样，或者是这些壮美高耸的高山地带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岩画可能就是为崇拜雪峰或者祭天所刻，或者一部分仅仅是翻越山脉时的创作。

　　公元前第3千纪至公元前第2千纪早期(ca.2800～1700 bce)，在中亚、西亚和南亚分布着几个重要的青铜时代文化。地理位置上和塞伊玛里塔什岩画群最靠近的的文化是纳马兹加文化和 巴克特利亚—马尔吉亚纳考古文化体(英文简写为bmac，即margiana－bactria archaeologicalcomplex，有时也称为阿姆河文明，本文简称巴克特利亚—马尔吉亚纳文化)，其西部是伊朗东北地区的希萨文化，伊朗东南是阿拉塔文化，伊朗南部是马尔哈什文化，伊朗西部则是埃兰文化，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则是印度河文明。

　　如果研究中亚文明同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联系，纳马兹加文化(主要是4至5期)、巴克特利亚—马尔吉亚纳文化最值得关注。通过大量的考古工作已经知道，巴克特利亚—马尔吉亚纳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农耕文明，时代约从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750年。分为四个时期:科莱利时期(kelleli)为公元前2000～前1500，古勒时期(gonur)为公元前1500～前1250年，托格洛克时期(togolok)为公元前1250～前1000年，塔赫拜时期(takhirbai)为公元前1000～前750年。这个文化共同体可能来源于伊朗东部，甚至更西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以及安纳托利亚地区。它们包含着与内亚和伊朗高原西北边缘地带文明截然不同的文化因素，其中含有埃兰人因素。另一方面，它们和印度哈拉帕以及尚未注意的许多文化关系密切。比如晚期和北方草原的联系，在中亚泽拉夫尚河上游设拉子东一公里的扎查·哈利法(zardcha－khalifa)发现一个墓葬，出土了青铜的棒状马衔，立体马造型首的青铜簪子，带刺的牌式骨马镳与辛塔什塔文化的非常接近，从陶器看，属于萨帕利文化类型。[6]可能是从北方迁徙到中亚的人，获得很多阿姆河文明的器物。这个例子和在古勒(gonur)遗址北发现的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点的有纺织物印纹的陶片及作为牺牲的马驹，以及喀尔纳布发现的阿巴舍沃文化的陶片，说明北方草原和中亚南部绿洲城市文明的接触。[7]

　　巴克特利亚—马尔吉亚纳文化的经济除了农业外，辅以狩猎和渔业，除了大麦和小麦外，还种植李子树、杏子树和葡萄，饲养牛、猪、骆驼和毛驴。毛驴用来拉车。和安诺、纳马兹加早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文明有复杂布局的城堡，有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晒干的土坯、权杖头、青铜管銎斧、铜印章等是其典型的文化特征。[8]这个文化复合体具有较强的文化辐射力，在伊朗、黎凡特地区、南亚地区均能发现其文化影响的痕迹。[9]青铜冶炼技术，晒干的土坯、权杖头、短剑、青铜管銎斧、麦类、葡萄和骆驼等这些文化因素在新疆，乃至甘肃、青海以及中国北方地区的史前文化中都有发现。美国学者胡博女士指出，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可能存在一些来自中亚地区的文化因素。[10]有的学者推测中国早期的爵、觚形铜器和伊朗发现的有些铜器可能存在关系。[11]很多中外学者推测中国发现的青铜管銎斧和剑可能来自西亚。[12]在研究新疆的早期文化时，学者比较注意从欧亚草原西部和南西伯利亚地区传来的文化影响，而对于西南方向中亚、西亚的影响的深入研究较少。科勒主编的《青铜时代的中亚文明》导言中的一段话说:“现今材料虽不足以下定论，但却表明早在公元前3千纪土库曼斯坦南部‘中亚型’食物生产型文化就传播到了中国新疆边境地区，而且可能是为了在两个中亚文化区域之间交换丝绸、金属提供背景。”[13]阿姆河北部萨帕利土丘遗址附近公元前二千纪的墓葬中发现的丝绸可能佐证这种文化联系的存在。[14]作为传播中介地区的新疆，这个时期来自中亚地区比较可靠的例证较少，而且这些文化因素一般夹杂在西来、北来的欧亚草原文化之中。因此，来自中亚的文化影响还没有完全被揭示出来，博格达峰岩画的发现为我们认识新疆之外西南方向过来的人群和文化提供了单纯而明确的线索。

　　天山山脉西起自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北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东至新疆东端的哈密、伊吾。全长约2 500公里，宽250～300公里。把世界上最为干旱的区域一分为二，形成一道连接亚洲东西不同地理和文化区域的大陆桥。以天山的最高峰海拔 6 000多米的汗腾格里峰为首，其他诸如度斯梅干乌拉、博格达山、喀尔里克山等连绵的山脉顶部终年积雪，天山南北两侧山谷分布着众多冰山融化雪水冲积而成的河流，这些河流滋养着在天山山麓两侧，特别是南侧的戈壁、荒漠中形成的大小不等的绿洲，这些绿洲成为这条山脉及其周围地区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

　　在这些东西向的山脉之间，时断时续的山间谷地和盆地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家园。山脉的北坡海拔1 300～2 700米之间为雪岭云杉分布带，横贯天山达2 000多公里。这条绿色林带之上为夏 季牧场，之下则依次为低山草场(优质打草牧场)、荒漠草场(广阔的冬季牧场)。欧亚大陆中心区这一条绿色植被带从畜牧经济形态诞生起，就一直是牧人重要的资源库和理想居所。正因为有这样一条全线无断绝的畜牧绿色地带的存在，天山自然而然地成为欧亚大陆东西方向人类活动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大通道。

　　有学者推测，一些在天山西段山谷间生活的牧人，他们很有可能沿着山间谷地向东、东北方向迁徙。[15]从塞伊玛里塔什和博格达冰川发现独特的、相似的岩画分析，在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前2千纪早期，生活在费尔干纳盆地附近山地的牧牛人，他们曾沿着天山一直向东迁徙，到达今 乌鲁木齐一带。这些人有可能把中亚及其周围地区先进的文明因素传入新疆。这些人当时应当生活在博格达山及其周围地区，从现有的发现推测，从吉木萨尔县至乌鲁木齐以及达坂城的博格达山山前地带都很有可能找到这些人生活和埋葬的遗存。在博格达山东端南麓乌鲁木齐高崖子牧场发现的一些岩画和博格达山岩画有非常相似之处，比如阴沟岩画中的盘羊和鹿，头小，身体僵直，鹿的身体还略微保持三角形的特点，鹿和盘羊的角基本和博格达羊背山以及塞伊玛里塔什的相近。[16]所有这些岩画的发现，对于今后探索新疆早期文化的来源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小河文 化，虽然从草编篓的器形和装饰等因素看，和切木尔切克文化和天山北路文化等欧亚草原迁来的人群有一些联系，但其中很多文化因素却是非常独特的。如果考虑到中亚、西亚方面影响的因素，可能会为这些独特的文化因素找到可能存在的渊源。比如小河文化对牛的崇拜、古墓沟墓地太阳形的墓葬结构等因素虽然在欧亚草原文化中有相似的例子，但在塞伊玛里塔什岩画中也都有类似的表现。小河墓地发现的祖形器、古墓沟墓地发现的突出圆形双乳的石雕人像、石质权杖头等都可以在纳马兹加文化和巴克特利亚—马尔吉亚纳考古文化体中发现更为相近的对比材料。 在新疆的考古遗存中，博格达冰川岩画并不是说明来自中亚文化影响的一个孤立的例证，正如博格达冰川岩画发现者指出的，这种三角形构图的形象也反映在新疆发现的其他一些考古材料中。比如哈密天山北路墓地214号墓出土的一件双耳彩陶罐上有两个人物形象，其中一个身体部分的构图也是上下两个三角形相对，值得注意的是，衣尾后有和塞伊玛里塔什岩画中人物衣饰相似的垂饰。这种三角形构图的形象也反映在稍晚的昌吉呼图壁大型岩画上，这里的人物就是用两个相对的三角形表示。在塞伊玛里塔什也发现相似的人物形象，甚至右手上举、左手下摆的舞蹈手势都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是，塞伊玛里塔什的这个人穿着衣服，衣尾有一个尾巴状的装饰，另外头上没有触角。这说明来自中亚地区的影响不但存在于乌鲁木齐附近，而且朝东传播到哈密地区，在时代上也延续到公元前1 000年左右。

　　总之，博格达峰发现的岩画意义重大，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博格达峰岩画是新疆迄今发现的众多岩画遗址中独一无二的岩画遗存。其独特的风格和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塞伊玛里塔什岩画十分相似，而且两地刻凿岩画地点的海拔、方向、环境几乎一致。比如岩画海拔均为3 000～3 500米左右，接近本地区的最高雪峰，处于半封闭山谷之中，附近有冰碛湖，位于分水岭附近，处于翻越两个地区的交通道路上，雪峰一般在岩画的南部等等(图四)。稍微不同的是，博格达冰川岩画规模较小，动物三角形身体中，有的填刻了线纹。这种相似性很难用一种风格通过不同人群接力棒式的传播来解释，而可能是人群在短时间内的迁徙所致。由于这种风格的岩画时代定为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前2千纪早期，因此，对于认识新疆、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来源以及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二，创作塞伊玛里塔什岩画群的人群早期应当是牧牛为主的山区牧人，并会用牛来拉车。这些人应当生活在费尔干纳盆地的东部山区，他们更早来自哪里?有人认为这些人和伊朗锡亚克遗址的早期文化有关系。三角形动物身体的构图特点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交界的苏萨遗址的早期遗存中也有发现。这样的话，说明这些人曾经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和世界的文明中 心之一———美索不达米亚有关系。这为研究青铜时代早期东西方文明中心之间微弱而间接的互动关系提供一种可能。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此时的这些人和西部的纳马兹加文化、巴克特利亚—马尔吉亚纳文化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因此，纳马兹加文化、巴克特利亚—马尔吉亚纳文化先进的文化因素有可能被这些沿天山迁徙的牧人带入新疆的核心地区———今乌鲁木齐一带，成为新疆，乃至甘青地区的青铜文化中重要的来源之一。迁入新疆的这些人群可能规模不大，或是后来被北方、东方来的人群所同化，或者被消灭，因此，在新疆留下的踪迹不多， 这也是学界知道有来自中亚地区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但一直无法在新疆明确这些文化因素来路的原因。

　　第三，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意义是对解决中亚公元前第二千纪晚期手制彩陶文化来源问题的启示。关于中亚地区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欧洲学术界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 500～前500年;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公元前1 300～前800年。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兴起后，过去普遍存在的轮制陶器消失，出现了手制彩陶。而到公元前800～前300年期间，彩陶消失不见，流行手制素陶。对于前一个现象发生的原因，也就是说 中亚手制彩陶文化的起源问题，欧洲学术界提出过约7种观点，在前六种观点中，几乎都没有考虑新疆。这也有情可原，因为当时新疆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还没有特别有力的结论。法国学者提出的一个建议，值得认真考虑。他们认为如果在新疆地区发现一处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前古代遗址，在这个遗址中，彩陶、石镰、小米、马等共存，就可以认为中亚地区所见的这类手制彩陶源自新疆，以后传播到费尔干纳、巴克特里亚、土库曼。[17]既然中亚的文化能沿着天山向东传播，那么来自甘青地区，在新疆发展起来的彩陶文化，比如天山北路文化、新塔拉文化等，也可以顺着这条路线向西传播，进入中亚。这为探讨中亚楚斯特文化、布尔古留文化、雅孜i文化等手制彩陶文化出现的部分原因提供了一个将来开展考古工作的线索。当然，西亚、中亚的文明可能还会通过其他的人群或者是其他的通道进入新疆，反之亦然，但博格达峰发现的岩画是可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迄今最为明确的线索。

　　［感谢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历史部孔巴罗特(kunbolot akmatov)研究员提供塞伊玛里塔什岩画群的资料］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霞

责任校对:李文博

　　注释：

　　[1]华夏地理杂志网站2008－10－15:http://ngmchina.com.cn/web/?action－viewnews－itemid－27985中国考古网2009－02－06:http://www.kaogu.net.cn/cn/detail.asp?productid=9697

　　[2]frumkin，grégoire.archaeology in soviet central asia.leiden，brill，1970.k.tashbayeva，m.khujanazarov，v.ranov，z.samashev.petrogliphs of central asia，translated by o.titova.－bishkek.2001.

　　[3]samashev，z.s.shamanskie syuzhety petroglifov kazakhstana.in voprosy arkheologii kazakhstana.almaty:gylym，1998.

　　[4]frachetti，m.d.pastoralist landscap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bronze age euras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p.138－139.

　　[5]frachetti，m.d.pastoralist landscap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bronze age euras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p.157－158.

　　[6]bobomulloev，s.，raskopki grobnitsy bronzovogo veka na verkhnem zeravshane.stratum plus 2，kishinev，307－313.masson，v.s.，cultures of the steppe bronze age and urban civilizations in the south of central asia，in jones －bley，k.;zdanovich，d.g.(eds.)，complex societies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3rd to the 1st millennium bc，2 vols，jies monograph series nos.45，46，washington d.c.(2002)，548～551.

　　[7]anthony，david w.the horse，the wheel，and language: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431.

　　[8]victor sarianidi，margiana and protozoroastrism，athens，kapon editions，1998.

　　[9]hiebert，fredrtk，and c.c.lamberg－karlovsky.1992.central asia and the indo－iranian.borderlands.iran 30 (i)，15.hiebert，f.t.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cambridge，ma，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harvard university，1994，pp.163－164，177－178.

　　[10]fitzgerald－huber，louisa g，qijia and erlitou: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early china(20): 1995，52－67.fitzgerald－huber，louisa g，the qijia culture:paths east and west，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the far eastern antiquities，stockholm，bull.75，2003.

　　[11]李学勤:《谈伊朗沙赫达德出土的红铜爵、觚形器》，《欧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99年。

　　[12]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

　　[13]kohl，p.l.，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recent soviet discoveries，armonk(ny):m.e.sharpe，inc.，1981.(intro.，chapter 8)，xxiii.

　　[14]askarov，a.pastoral and nomadic trib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in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earliest times to 700b.c.，a.h.dansi(ed.).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1999.p.459－472.

　　[15]frachetti，m.d.lecture of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saa)annual meeting in 2009:atlanta.paper title: early bronze age pastoralism and the 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

　　[16]乌鲁木齐市文物管理所:《乌鲁木齐高崖子牧场文物调查简报》，《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17]〔法〕亨利·保罗;戴寇林口译;王炳华书录整理:《中亚地区铁器时代考古文化》，《新疆文物》1987年第1期。〔法〕亨利·保罗著:《中亚地区铁器时代考古文化》，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90～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