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中东动乱及中亚:何如、何为与何去-凯发总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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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中东动乱及中亚:何如、何为与何去
潘志平 来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2012年03月18日

(1.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2.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新疆乌鲁木齐830011)

  摘要:2011年以来暴发的北非中东地区动乱是这些国家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街头政治”是此次动乱主要表现形式。中东北非国家的的结构脆弱性是动乱的诱因,而这种结构性的脆弱归根到底是西式“民主”与“前现代”的东方式的帝王情节的碰撞和对决的结果。目前中亚国家结构脆弱性同北非中东国家也有类似之处,这种潜在危险也逐渐开始影响到中亚国家未来政治走向。

  关键词:北非中东动乱;中亚;结构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k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11)04-0071-04

一、“街头政治”:何如

  北非中东动乱首先爆发在突尼斯,2011年1月14日,总统本·阿里在大规模“街头政治”围困中苦撑28天后终于弃权出逃。接着是埃及,中东最强有力的总统穆巴拉克2月12日在“街头政治”围剿18天后不得不黯然下台。一时间,东起巴林,西至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卷入“街头政治”的大骚乱之中。利比亚动乱来得晚半拍,但局势演变得更加惊心动魄:已不在是非暴力的“街头政治”,而是在北约战机参与下的政府与反政府军队间的真枪实弹。由突尼斯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史无前例。问题是:北非中东为什么会有如此连锁反应?

  当下北非中东的这场“街头政治”貌似“颜色革命”,并被渲染为所谓的“茉莉花革命”,但不是那种为总统选举而较量的“颜色革命”,至少最初还没有美国与西方势力明显插手的迹象。这场“街头政治”的骤起恐怕不是伊斯兰主义、圣战分子煽动和策划的。如突尼斯作家穆斯塔法·特利利指出“:示威者们举着突尼斯国旗和画着各种符号的标语牌,这些标语的内容都是反对本·阿里和他晚年的独裁统治。在这些标语中,我也找不到一处提到真主、伊斯兰教或乌玛。”当然,伊斯兰主 义,甚至基地组织后来欲从中浑水摸鱼,那是另一个问题。

  西方人士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发自阿拉伯新生代内心的一种对权利和自由的渴望。由于这种渴望与西方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有着密切关系,它的意义要远大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1]在美国还有其他声音,如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说“:不能肯定眼前这一切是一次真正的‘民主革命’。有些国家的抗议将虎头蛇尾,还有些国家可能出现混乱。‘民主革命’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结局往往是改革不完全彻底,政治不完全民主。”[2]

  因此,大致可以判断:北非中东的动乱,与当年的“颜色革命”不大一样,既不是西方期望的民主运动,也不是原教旨主义发动的伊斯兰“革命”。笔者认为:北非中东动乱从现象看,应是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总爆发。也就是说,动乱主要源之于内因,即失业、贫困、腐败、专制以及当局执政掌控能力的虚弱等内部因素。归纳起来,引发这种“街头政治”的条件至少有三个:一是“干柴”,即能激起广泛动员的不满情绪的蓄积。二是“导火索”,如突尼斯,失业青年布瓦吉吉(mohammad bouazizi)在街头摆摊,因抗议执法人员粗暴对待自焚身亡;如埃及,2010年6月6日,28岁的哈立德·萨伊德(khaled said)被警察殴打致惨死的在一个网吧。三是“众矢之的”,即广大民众的共同目标,如突尼斯举国斥责总统本·阿里;如埃及万人跪求穆巴拉克下台。

  “街头政治”的发生有上述三条件,但最终却取决于政府的掌控能力。这些国家的反对派成分复杂,只是在推翻现总统及当权者的临时结盟,打头阵的是无组织的青年和被社会边缘化的游民,宗教势力一旦显现,局面就有所改观。重要的是,北非和中东“街头政治”成败,还要看军方的立场,埃及、巴林和利比亚,都提供了不同的范例。此外,现代网络在这场“街头政治”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埃及政府的断网措施面对西方提供的“翻墙”软件而告失败,对于面对“街头政治”威胁的政府来说,是个严重的问题。

  北非中东局势还在混乱下去,利比亚局势已走过了从“街头政治”、名副其实的内战到外国势力干预的三部曲,下一部曲将何如,世人正拭目以待。

二、“何为”之一:一种结构性的脆弱

  失业、贫困可能还是表面上的问题,也是相对而言,突尼斯相当小(人口大约l l00万),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大约9 500美元。于是就有人质疑说“:浪潮席卷的是那些并不算贫困的国家。科威特、巴林、利比亚、突尼斯,还有伊朗的居民年均收入大大超过平静的保加利亚这个欧盟成员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即便是贫穷的也门,居民收入也高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

  笔者认为,从深层次上说,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或者说,这些国家的脆弱是结构性的。北非、中东这些国家大都是最近几十年独立建国,其政体大体上有三类。君主王国:沙特阿拉伯王国、巴林王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酋长联邦)、阿曼苏丹国、摩洛哥王国、卡塔尔(君主立宪)、科威特(世袭酋长)。伊斯兰神权国: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阿富汗(塔利班执政时)。共和国: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利比亚(民众国)。

  关于传统的君主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问题是“:在当今世界上仍保留一批古老而又相当奇特的体制,在这些体制中,合法性和权力大部分属于世袭君主政体的高度传统化和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国王已经只是一个历史上的古董?君主政体能解决现代化问题吗? 在何种程度上,这类政权的政治演进会走向民主、独裁或导致革命?”[3]笔者认为,中东地区集中了当今世界最多的君主制国家,这种君主制包括立宪的和世袭的,都早已不合时宜,无论向那个方向演变,都不会让人感到特别惊奇的。

  北非中东国家属于伊斯兰文化圈,某种程度上,都是伊斯兰国家,但当今政教合一神权政权也只有伊朗。阿富汗战争前,塔利班曾在阿富汗搞过这样的政权。它们的区别只在于一是什叶教派国,而另一是逊尼教派国。阿富汗正为美军和北约部队所占领,正被西方改造,目标为西式民主政体,但如这些占领军一旦撤出,其前景也不大令人鼓舞。

  从埃及到利比亚那一大堆“共和国”,徒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名义,大体还滞后于前现代的部族社会。有论者说“:中东的民族国家体制是一种外来结构,是通过欧洲帝国权力的扩张被输入进来的。本地区的国家并不是一种有机的政体,而是被生造出来的体制,跨越了对教派、种族和部族的忠诚度。埃及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和绝大多数阿拉伯半岛与北非国家都属于殖民势力撤退后留下的政治框架。伊拉克的民主过渡期之所以困难重重,原因之一是部族、教派与种族分歧常常会淹没脆弱的国家认同感。黎巴嫩的情况也一样。”[4]东方式传统的家族政治根深蒂固,那些总统们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总统”一切。他们还处心积虑地要将“总统”职位如帝位那样“世袭罔替”,如穆巴拉克、卡扎菲的儿子觊觎总统位置之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开罗大学教授说“:穆巴拉克政权面临深层次的合法性削弱问题,阿拉伯世界很多国家同样如此。政府合法性的削弱源于五个方面:代沟挑战、地理挑战(石油财富和社会资本)、神学挑战(伊斯兰与民主)、技术挑战(年轻的‘脸谱’一代) 以及意识形态挑战(过时了的纳赛尔主义和伊斯兰教义)。这些情况不会随示威增多或新政府的成立消失而将多年存在。”[5]这对于理解北非中东的动荡至关重要。

  有阿拉伯学者认为“:不管体制如何离奇古怪,国家总是能够以它所想要采取的任何方法来左右人民的”,但他认为阿拉伯人有建立宗教国家、教派国家和世俗国家的三种对立的思想流派,而“最后一种国家是东方和西方大多数民族经受严酷考验和痛苦的灾难后所选择的国体。”[6]所有上述“前现代”国家的国体已完全不合时代潮流,其当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结构性的脆弱也愈来愈显现。

三、“何为”之二:西式民主与“前现代”东方帝王情节的碰撞与对决

  内因为主,也不可完全忽视外部因素的作用。十多年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大中东“民主化”改造,此次阿拉伯世界的“街头政治”的主题是“民主”, 决非偶然。最近俄罗斯学者提出:发生的一切验证了美国人提出的“可控混沌理论”(can control thechaos theory)。所谓的“可控混沌理论”,被归纳如下几点:在需要的关头和需要的时期内将反对现有合法政府的零散政治力量团结在一起;使国家领导人质疑自己的力量,质疑强力机构的忠诚度;直接破坏国家局势的稳定,鼓励抗议情绪,吸引罪犯参与行动,以便散布惊慌情绪和对政府的不信任。通过军队叛乱、民主选举或其他途径来更换政府。

  如果说,上述的归纳还有些学术化,那“可控混沌理论”最简洁的表述可以是:搞乱你→“帮助”你→控制你。今天北约战机狂轰利比亚,美其名曰“人道主义救援”,正生动地证明这一点。

  现在有的美国人习惯性地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与中国扯进去。《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就鼓噪“:中国并没有直接对埃及的此次危机推波助澜,但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全球对肉食、谷物、小麦、糖等商品消费需求的大幅上升。在过去半年里,迅速飙升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进一步加剧了埃及的国内矛盾,特别是在年轻人、失业者以及穷人中引起了强烈不满,成为此次危机发生的重要诱因。”[7]中国与北非中东动乱何干?这位美国人臆说有谁信?事实上,动乱波及相关国家百姓的苦难才刚刚开始,而油价、黄金价疯涨,美元也看好,获利者为谁愈来愈明晰。

  亨廷顿说过“: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小集团和大信仰,即部落和伊斯兰信仰,一直不太重要。在阿拉伯世界中,现存国家的合法性颇成问题……此外,民族国家的主权思想与安拉具有最高权力和伊斯兰信仰到至上的思想不相容。作为一种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摒弃了民族国家,而赞成国际伊斯兰团结……伊斯兰民族国家的虚弱性也反映在这 样的一个事实中。”[8]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很大争议,但这段话还是有价值的。再往深处分析,这场动乱本质上是西式“民主”与“前现代”东方式的帝王情节的碰撞和对决。

四、中亚:何去

  北非中东的动乱在蔓延,也不再局限于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这些非阿拉伯国家也开始出现一些动乱的迹象。从长远看,毗邻中东的中亚地区各国恐难以独善其身。中亚国家只是以苏联解体为契机不战而获得的独立,迄今为止也仅二十年,其民族国家的构建几乎是白手起家。中亚国家拥有大量的穆斯林民众,在伊斯兰还是世俗政体上选择了前者,但随着伊斯兰作为民族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受到中东政治的影响也看涨。

  吉尔吉斯斯坦。向来就有“街头政治”的传统,阿卡耶夫、巴基耶夫两届总统都倒在“街头政治”的浪潮之中。近日,据笔者接触的来访的吉尔吉斯斯坦学者称,吉尔吉斯斯坦人认为“街头政治”发明权不是突尼斯人,而是我们吉尔吉斯斯坦人。就发生“街头政治”的三条件而言,吉尔吉斯斯坦的“干柴”不缺,民众不满的东西太多了;“导火索”也随时可现;问题只是失去了“众矢之的”。短短五年内,吉尔吉斯斯坦的“街头革命”已驱赶了两届总统,目前台上表演的是一些走马灯似的政客,谁都是有人喜欢有人厌恶。吉尔吉斯斯坦事实上已陷入无政府状态。总之,吉尔吉斯斯坦的局势莫不可测,乍看似平静,但随时随地会发生什么事,特别是北非中东陷入大动乱的今天。

  乌兹别克斯坦。应是另一个高危度国家。那里“干柴”不缺“,导火索”也不难找,这是一个十分封闭的社会。卡里莫夫总统执政也二十年了,有可能被锁定为“众矢之的”。卡里莫夫不同于被赶下台的阿卡耶夫、巴基耶夫,掌控能力强,可已74岁高龄,健康状况不好,政权过渡只是早晚之间,或许七八年、三五年,或许就是明天。古老的世袭罔替是东方前现代国家的传统,如当年阿塞拜疆,老阿利耶夫去世前二个月移权于小阿利耶夫,从而实现权利顺利交接。不幸的是,卡里莫夫没有儿子可传,其后的接班顺序不明,后卡里莫夫的乌兹别克斯坦有可能会出乱子。

  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的社会状况要比乌兹别克斯坦好得多。这些年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较好,有民生问题,但并不严重;有反对派,但力量很弱。与乌兹别克斯坦相同的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强有力,已任职二十年,只有女儿没儿子,还不想交权,民众中的不满情绪在酝酿中,但还不致于到“众矢之的”的程度。哈萨克斯坦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两届,但纳扎尔巴耶夫不受此限制,也就是说,他只要愿意,活着就可以一直干下去。纳扎尔巴耶夫已三次连任,本届任期至2012年。然而,2011年2月初,纳扎尔巴耶夫决定提前总统大选。在此阿拉伯动乱之际,纳扎尔巴耶夫此举似有先下手为强的之嫌。一般而言,纳扎尔巴耶夫再次连任,悬念不大,2011年4月3日大选结果以95.5%的绝对优势胜出。现年70岁的纳扎尔巴耶夫的身体状况还好,但毕竟年事已高,莫不可测,和乌兹别克斯坦一样,后纳扎尔巴耶夫的哈萨克斯坦也有可能会出乱子。

  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两个国家的百姓都很贫穷,但领导人还年青,换班问题还不太突出。其中,塔吉克斯坦主要是面对极端势力的挑战,中东北非极端势力若因动乱抬头,再加上地缘上与阿富汗相接,它最有可能阿富汗化,前景堪忧。

  总之,即便没有阿拉伯动乱,中亚地区也已步入新的动荡期,重要的是,中亚国家仅仅最近二十年建的国,名义上是现代民族国家,但同北非中东国家一样,也是建立在东方式的部族社会基础之上,其结构脆弱性同北非中东国家有类似之处。中亚国家的军方和强力部门的防暴能力和政府的控制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两次政变就是例证。最坏的情况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相继出现新的大动乱,而新疆西部邻近地带面临整体阿富汗化的危险。当然,目前看来,问题不大,这种危险还只是潜在的。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研究”(10jzd0050)。

  作者简介:潘志平(1945–),男,江苏南京人,新疆大学特聘教授、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从事中亚及新疆历史文化研究。

  参考文献:

  [1] 库尔特·沃尔克.西方看明白阿拉伯革命浪潮背后是什么?[eb/ol].(2011-02-25)[2011-03-15]. http://www.csmonitor.com/commentary/opinion/2011/0225/arab-revolt-is-a-tidal-wave. -does-the-west-get-what-s-really-behind-it.

  [2] 理查德·哈斯.如何解读第二次阿拉伯觉醒[eb/ol].(2011-03-08)[2011-03-16].http://www.ft.com/intl/cms/s/6ea2c8b0-49bd-11e0-acf0-00144feab49a,authorised=fal-se.html? i location=http://www.ft.com/cms/s/0/6ea2c8b0-49bd-11e0-acf0-00144feab49a.html& i referer=http://search.ft.com/search?startdate=01%2f08%2f2004&page=2&datesu-bmit.x=22&datesubmit.y=16&enddate=08%2f08%2f2011&format=everything&querytext=richard+haass&articleids= &previousarticleids=.

  [3]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37-138.

  [4] 查尔斯·库普钱.小心许愿[eb/ol].(2011-02-24)[2011-03-17].http://www.nytimes.com/2011/02/25/opinion/25ih-tedkupchan25.html?scp=1&sq=charles kupchan&st=cse.

  [5] 穆阿塔兹·法塔赫.阿拉伯政权相继倒台的五个原因[eb/ol]. (2011-02-08)[2011-03-09].http://www.csmonitor.com/commentary/opinion/2011/0208/five-reasons-why-arab-regimes-are-falling.

  [6] 凯马尔·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想[m].陈和丰,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76-277.

  [7] thomas l.friedman.china,twitter and 20-year-oldsvs.the pyramids[eb/ol]. (2011-02-06)[2011-03-20].http://www.nytimes.com/2011/02/06/opinion/06friedman.html? r=1&scp=1&sq=china, twitter and 20-year-olds vs. the pyramids&st=cse.

  [8]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90.

[责任编辑:孟 楠]

central asia and the social turmoil in northern africa and middle east

pan zhi-ping

(1. research center for norwest china ethnic minoriti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46;
2. institute of central asia studies, xin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rumqi, xinjiang, 830011)

  abstract:the turmoil occurred in northern africa and middle east is the result of the accumulated socialcontradictions in these countries.“street politics”is the main expressions of this turmoil, and the structuralfragility of these countries is the cause. the fragility is in fact the result of the collision and duel of western’democracy’and the’pre-modern’ oriental imperial complex. at present, central asian structural fragilityis similar to that in northern africa and middle east. the latent danger gradually influences the politicaldirection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key words: turmoil in northern africa and middle east, central asia, structural frag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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