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行俄美平衡外交对吉尔吉斯斯坦内政转型及邻国关系的影响-凯发总代

　　编者按：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于2010年10月19日在兰州大学共同举行了“美国中亚政策与中美关系”研讨会，来自国防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甘肃友联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 30 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紧紧围绕美国的中亚政策和中美关系这两个方面进行了研讨。会议对美国到底有没有中亚战略、中亚战略与中亚政策有没有区别、美国目前在中亚的存在对中国的能源多元化战略以及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是机遇还是挑战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为我国学术界的中亚研究拓展了思路。这里选辑了部分会议稿件刊登，以飨读者。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从南欧到拉美，再到东亚，最后是苏东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股具有全球性意义的、也就是被亨廷顿称之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改革浪潮，从而开启了上述地区国家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全面的社会转型。显然，就“第三波”民主化政治转型而言，当以苏东国家最为引人注目。而作为个案，前苏联中亚地区新独立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尤具代表性：由立国之初中亚“民主岛”的狂热追求到2005年及2010年所谓的“革命”政变骤然发生；由追随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到集权政体的回归；由总统制到率先在中亚地区改行议会制，凡此等等，像吉这样政治转型所表现出的大起大落、摇摆不定等现象在后苏联转型国家中并不多见。诚然，促成吉民主化政治转型的因素固然很多，诸如脆弱的经济基础、部族政治文化的阴影等，但长期游走于俄美之间并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战略无疑是导致吉内政转型并出现上述政局不稳的一个重要缘由，乃至对中亚国家关系、上海合作组织造成一定冲击和影响。

　　苏联解体后，吉虽说独立自主地开始了政治转型的历程，但内政转型所追求的价值观与目标诉求、与苏联乃至帝俄难以割舍的传统关系、落后的经济状况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小国地位等现实因素和历史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吉内政转型与发展显得尤为艰巨和复杂，从而决定了其国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倚重俄美两个大国，在俄美之间保持平衡成为吉对外战略的优先选择。诚如阿卡耶夫总统所言，吉在近处依靠俄罗斯，在远处则依靠美国支持。就某种意义上讲，2009 年 2 月到 6 月，吉在处理玛纳斯基地关闭问题上出尔反尔，不到4个月内对待俄美态度前后不一的戏剧性变化仅仅是其多年所奉行的俄美平衡外交的一个缩影。吉之所以对俄美双方都得罪不起，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吉民主化政治转型的目标诉求和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轨的参照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这是保证吉国家转型的价值观来源以及获得西方政治理解与支持和经援的基本依据。事实上，吉独立伊始率先在中亚打出“民主岛”的政治招牌为吉赢得了巨大的国际资源支持，使吉从这种自我树立的形象中大获益处，西方的援助不断地流入吉国，使之成为中亚地区接受西方经援最多的国家；其次，吉俄近两个半世纪的历史渊源和传统关系使得吉转型期国家的发展难以绕开俄罗斯。自 1757 年首批天山吉尔吉斯人接受帝俄国籍始，吉俄关系已走过了两个半世纪的历程。尤其是苏联时期，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盟中央如出一辙。而俄罗斯堪称是苏联解体后的法定继承国。独立后虽说原有的政治关系被割断，但传统联系依然存在。历史惯性的巨大力量使得吉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视俄罗斯为主要依靠和追随的对象。例如，长期以来吉一直是俄所倡导的诸如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国际或地区组织的积极追随者和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讲，吉政治与经济转型的模式可谓是俄罗斯的翻版；最后，吉在中亚地区的小国地位是吉利用俄美平衡外交维护其国家安全的重要原因。就人口和面积而言，吉是中亚小国，周边被哈乌两个地区大国所包围，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较差，加之苏联时期吉是经济最落后的共和国之一，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俄罗斯对吉经济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吉在防止国家南北分裂、地区大国打压、恐怖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威胁等安全领域具有不可替代作用。例如，直到 2002 年之前吉边界一些地段一直由俄边防军来守卫。

　　客观地讲，吉奉行俄美平衡外交为其国家转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但长期生活在俄美矛盾的漩涡中也带来了一定的危害。吉独立以来政局不稳、政治危机频发不能说与活跃在其内政背后的大国影子没有关系。事实上，2005年“郁金香革命”和 2010 年 4 月骚乱政变与外部势力插手吉国内政有着直接的关联，可谓吉吞咽俄美平衡外交苦果的真实写照。玩俄美平衡游戏不但使吉政局复杂多变，同样也是导致吉失去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原因。

　　奉行俄美平衡外交对吉内政转型的危害也给地区国家关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吉混乱的国内政局时常引起中亚邻国因对吉担忧而对吉报以指责和不满。由于历史上长期没有建立过民族国家，中亚五国的历史是一个地区的历史而非五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历史。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虽说已经独立，但千百年来人们认同地区整体的历史传统并未消解，共同的宗教文化、语言习俗，特别是苏联时期相同的体制等因素至今依然是联系中亚国家的纽带，从而导致地区内一国所发生的变故往往会产生外溢效应而波及邻国，最终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吉 2005 年“颜色革命”对其邻国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从而导致乌吉关系的紧张。2010年4月以来发生在吉国的骚乱给中亚国家间关系造成巨大冲击，尤其是严重影响了吉与乌哈两个地区大国关系的正常发展。4 月上旬吉骚乱发生后，哈萨克斯坦立即关闭了哈吉边界，导致吉与哈国和俄罗斯的商品贸易被迫中止；6月上中旬吉南部因种族冲突再度骚乱，数万难民涌向乌兹别克斯坦，使原本就不和谐的吉乌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因吉政局不稳引发的中亚国家关系不睦也给上合组织的稳固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上合组织的 6 个正式成员国中，包括吉在内的4个成员国为中亚国家。显然，中亚国家间关系的好坏对上合组织的存在与运作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事实上，中亚国家历史上关系就不和，独立后因追求各自国家利益围绕着领土边界、水资源、一体化乃至对待反恐态度等领域中亚国家时常龃龉不断，彼此间矛盾与纷争更加突出。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关于上合组织“空心化”的传言与中亚国家关系不和有着极大关联。发生在吉国 2010 年 4月的骚乱政变使吉与其中亚邻国的关系再度处于尴尬的境地，因后巴基耶夫时代吉“临时政府”的合法性未得到地区国家的承认对上合组织的深化发展乃至继续存在都是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就像当时吉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所言的那样，不排除发生在吉南部的骚乱是专门针对上合组织塔什干峰会的。吉骚乱引起中亚邻国的恐慌，因临时政府的合法性遭到中亚别国的质疑而致使吉无法派国家元首出席2010年上合组织元首峰会。总之，吉骚乱给中亚国家关系和上合组织产生的冲击与影响远未结束，就目前情况来看，吉虽说由总统制国家变为议会制国家，但其议会制能否走好，未来政局走势如何依然迷雾重重，所以吉对中亚国家关系及上合组织的影响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