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事件及其影响-凯发总代

　　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持续动荡，吉已经成为中亚地区最不稳定的因素。吉独立近20年，政治、经济转轨的过程始终没有完成。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事件是在国际大环境和其国内小环境共同作用下的、统治集团相互争斗与外部势力干预产生的结果，是一次中亚地区内特定时间发生的局部事件，其示范作用、溢出效应有限，对周边采取总统制的威权主义国家(哈、乌、塔)影响较弱。审慎客观地评价吉尔吉斯斯坦事件，厘清该事件对有关各方的影响，有助于认清地区局势的发展变化，了解各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所在，更有利于我国制定切实可行的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使我国既能 够维护在中亚的利益，又能够有效地避免卷入大国争斗的漩涡。

一、吉政体再次改变，民族矛盾加深，政局进入动荡期

　　吉尔吉斯斯坦事件对吉自身影响明显，吉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前，议会制的吉尔吉斯斯坦并没有占主体地位或有主要影响的政党，多党组阁多党议政的态势很容易使吉政局陷入反复动荡的境地，而本已贫弱的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在经历了两次动荡之后更是雪上加霜。

　　(一)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国家政体由总统制改回议会制，进入议会的五个党派明争暗斗，吉政局进入动荡期。“四·七”事件后， 以奥通巴耶娃为临时总统和过渡时期总理的临时政府组阁。6月27日，吉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体现出人心思定求稳的预期。伴随着议会制的建立，临时政府各派别加紧合纵连横。5月下旬，吉临时政府第一副总理阿塔姆巴耶夫借互联网上公开的多段吉临时政府成员间的通话录音，对副总理别克纳扎罗夫和萨利耶夫提出严厉指责。吉各派人物纷纷动员，为自己的党派摇旗呐喊。事实上，临时政府各党派之所以走到一起，是由反对巴基耶夫这一共同目标所维系的，当这一共同的敌人消失后，各方所展开的权力争夺必然升级。

　　10月10日，议会选举结束，故乡党、社会民主党、尊严党、共和国党、祖国党进入议会，但各党所得选票的差额很小，这些进入议会的党派必须联合组阁才能产生新政府开始执政。选后很长一段时间各党派都未能就组成多数派联盟一事达成一致，昙花一现的组阁结果更表明吉尔吉斯斯坦政坛进入动荡期。

　　(二)六月骚乱导致临时政府威信下降，族际矛盾加深，直接影响议会选举结果。吉南部地区的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关系不睦是历史遗留问题， 1990年在奥什地区吉乌两族就曾发生过严重冲突，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而发生在2010年6月的民族冲突对吉政治局势继 续带来消极影响，大约有10万乌兹别克族人选择到乌兹别克斯坦避难，局势平稳后，一些乌族人返回吉尔吉斯斯坦，但还有很多选择陆续离开吉，到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定居。这次族际冲突背后隐藏着巴基耶夫家族的影子，在6月大规模骚乱爆发之前，贾拉拉巴德地区就曾发生小规模冲突，吉临时政府称截获了巴基耶夫的儿子马克西姆和他叔叔通话的录音，这些录音是他们试图挑起族际冲突的阴谋活动的证据。在应对骚乱的过程中，临时政府的宵禁令未发挥作用，吉强力部门控制局势的能力在骚乱面前显得十分有限。

　　这次骚乱使吉南部的民族冲突更为严重，其副产品是直接影响到了议会选举的结果。冲突使临时政府威信大为下降，对选前呼声很高的祖国党等临时政府掌权派的打击很大，而尊严党和故乡党的威望在冲突后则出现了上升势头。议会选举的结果是祖国党意外地一反初期民调的高支持率成为进入议会门槛的票数最低的政党。而在南部很受支持的民族主义的故乡党却在此次选举中拔得头筹。

　　(三)政权更迭与族际冲突使得原本乏力的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雪上加霜，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状况一直堪忧。根据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uni，t eiu)的数据，在原苏东27个国家中2009年吉尔吉斯斯坦的gdp和人均gdp分别排在最后一位和倒数第二位。而今年发生的政治动荡和民族冲突都对经济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南部骚乱导致大量的人员伤亡，约3000栋房屋和约1000座公共设施被损毁，补偿受害家庭、开展社会救济和南部城市重建等支出必然增加财政负担；吉政治动荡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相继关闭了与吉的边界，使吉外贸、零售业、农业、加工业等遭受损失，吉商品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形势不稳、经济环境差、腐败和犯罪猖獗将打击投资者和资助者的信心，迫使其谨慎观望；吉临时政府 宣布降低电力税，财政收入则必将受到影响。今年8月，临时政府通过的反危机纲要指出：2010年吉gdp将下降5·4%，人均gdp从888美元下降到839·4美元，工业产值下降5·0%，服务业下降10·9%，农业下降3·5%。通货膨胀为10·3%。税收减少1亿美元。财政赤字将从2·69亿美元增长到6·19亿美元，相当于吉全年gdp的13·5%。临时政府认为，解决目前面临的困难需要约12亿美元，其中，紧急援助约需5·5—6亿美元。

二、吉事件溢出效应有限，中亚其他国家冷静应对

　　吉尔吉斯斯坦事件发生后，中亚各国皆引以为戒，开始着力提高自身控制局势的能力和政权稳定性，对国内反对派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借吉事件教育民众，只有稳定才能带来国家的发展。乌兹别克斯坦对六月骚乱保持克制，哈萨克斯坦对吉影响稍有下降，塔吉克斯坦提高了对政治稳定性的警惕。

　　(一)乌兹别克斯坦审慎应对，平稳度过六月骚乱，没有发生国家间冲突。六月骚乱对乌兹别克斯坦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乌方最终非常冷静地应对，对地区局势的稳定起到了较大作用。在这次冲突中，乌方境地左右为难，既不能任由乌族同胞被害又不能使吉国的族际冲突演变为吉乌两国的国家间冲突。因此，乌方一方面开放边境，让吉国的乌族同胞和冲突中的难民得以到其境内避难；另一方面保持警惕和关注，审慎克制地于6月13日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虽然措辞严厉，但是并没有明确地指责任何一方，进而避免了事态的严重化。

　　(二)哈萨克斯坦对吉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作为与吉接壤的区域性大国，哈多年在吉经营的成果并未受到太大损失，吉事件对哈政局影响甚微。作为地区性大国以及同为游牧民族的历史因素，哈传统上一直对吉保持着较强的影响力。但吉事件后，哈萨克斯坦关闭了吉哈边境且迟迟未开，使吉方货物通关受到很大影响，由于吉是中亚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哈这一 举措极大地打击了本已严重受挫的吉国经济。吉最终采取了对哈限制供水的措施才“逼开”了边境大门。哈这一举措使吉民众对哈的好感受损。哈在吉政治利益也因此在议会选举中未能得到充分表达。以上因素都使得哈对吉的影响力减弱。吉事件虽然对哈反对派产生部分激励作用，但在哈中央政府的强力领导下，其政治经济稳定，吉事件对哈的溢出效应有限。

　　(三)塔吉克斯坦对吉事件保持警惕，增加了对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视，但政局受其影响甚微。塔吉克斯坦政治体系总体保持稳定，虽然塔国内伊斯兰势力日趋活跃，且塔近段时间先后发生了重刑犯集体越狱逃跑、军事检查哨所被焚毁等重大事件，反映出在塔政权近期的强力打压之下，激进的反对派势力已经选择以武力对抗来回应。但吉的动荡已经给塔敲响了警钟，塔增加了对社会安全领域的支出，并持续保持对媒体的控制，监督反对派的行动，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持政局稳定。

　　总的来看，吉尔吉斯斯坦事件传递给中亚其他国家民众的信息是“无序民主造成国家动荡”。其他威权主义国家更借此机会教育民众，以巩固自身政权稳定。虽然街头政治造成政权更迭能够给中亚其他国家的反对派以示范作用，但在各国领导人的强力控制局面的能力下，反对派能够掀起的声浪十分微小。吉尔吉斯斯坦事件并未大范围深层次地波及其他中亚国家。

三、宗教极端势力有抬头倾向，借机插手吉政局

　　吉尔吉斯斯坦事件使吉政局持续动荡，盘踞在中亚的极端势力、宗教势力、分离势力纷纷借此机会开始行动，力求发展壮大。这些势力通过推出自身候选人参与议会、为政治党派拉票、插手民族骚乱等手段对吉政局施加影响。

　　(一)在吉“东突”势力欲借议会大选之机推出候选人。在吉“东突”组织不甘寂寞，自吉局势动荡以来，中亚的各股“东突”势力纷纷表示支持在吉分裂组织利用吉国乱局推出自己的代理人。一些激进的分离主义组织还在比什凯克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支持其候选人通过加入政党而进入议会。

　　(二)伊扎布特等极端宗教势力积极介入政局，进行推举代理人和鼓动吉南部独立两手准备。伊扎布特、吉尔吉斯穆斯林联盟、阿克拉米亚等伊斯兰教组织在动荡的政局中活动非常活跃。他们一方面暗中为选中的党派拉票，希望能在几股政治势力中培植自身代理人，以求今后能对议会政党进而对整个政局施加影响。另一方面，这些极端宗教势力暗中支持吉南部独立，以使他们的发展得到更为宽松的环境。他们大量散发敌视巴基耶夫政府的传单并伺机采取恐怖暴力活动。

　　(三)“乌伊运”等恐怖组织筹划以吉为基地，利用吉政府“真空”状态大力发展自身实力。“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等恐怖组织则认为吉南部地区骚乱局势非常有利于其发展自身实力、扩大队伍并从事破坏活动。“乌伊运”成员在六月骚乱后，大量地对在冲突中遇难者的亲属开展工作，以图从这些民众中发展力量、扩充队伍。

四、吉政局变化对中吉关系的影响

　　吉尔吉斯斯坦地处中亚腹地，北靠哈萨克斯坦，南邻塔吉克斯坦，西接乌兹别克斯坦，东与中国接壤，在地缘政治板块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如何确保西部边陲稳定、保障我国在吉政治、经济、安全利益成为我国应思考和应对的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是我西部邻国，其地缘位置重要，承载功能特殊，是周边国家重要的物流周转中心和第二欧亚大陆桥的重要连接点，更是我国商品西出的重要交通线，吉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保持持续友好的对华关系对我国十分重要。

　　虽然当前吉政局不稳，持续动荡，但进入议会的各派领导人均未有激进的排华、反华表现。吉临时政府还迫切需要我国给予其大量援助，对我国所求甚多。从“郁金香革命”以来的局势发展经验看，无论吉的执政者如何变换，出于维护吉本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其对华政策均未有大的变动，与我国发展经济贸易的需求更是有所增长。

　　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我国对吉的影响力并未因吉政权更迭发生重大变化，以我国目前的能力亦不可能主导吉未来的发展，过早过深地介入吉国事务，以图取得对吉主导权既不是我国利益所需，更不是我国能力所及。

　　对于我国来说，当务之急是继续扩大与吉等中亚国家的经济往来，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我国在吉利益。

　　近年来，我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增加，事实证明，我国目前所采取的“尊重俄罗斯视原苏地区为其自身特殊利益所在”的态度是合适的，这一政策有利于我国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与中亚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针对吉尔吉斯斯坦事件个案，我国当前所实施的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不介入其政治纠纷的政策也是合适的。从国际形势发展和吉自身需要看，吉未来的对外政策仍将维持大国均衡。吉不希望看到某个大国在吉一家独大的状况出现，中国必将是其希望借助的一支力量。

　　今后，我国应继续采取温和的对吉政策，逐渐稳固和提升我国在吉民众中的形象。积极稳妥地推动国内企业与吉开展贸易，投资实业，继续协调推动中吉乌铁路建设工作。确保 我国与吉关系不倒退，对吉影响力不减弱，在吉利益不受损。■

　　[张子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

　　(责任编辑　王新颖)